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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泰斗:有价社会发展应给无价文物保护让路

[来源:广州日报]  [2014/1/14]
[img]uploadpic/20141/2014011429762285.jpg[/img]1994年,张忠培在湖南省澧县观摩八十垱遗址出土陶器。

[img]uploadpic/20141/2014011429763731.jpg[/img]1991年,张忠培在陕西榆林考察时向当地考古工作者讲解夏时期遗存。

[img]uploadpic/20141/2014011429765275.jpg[/img]仰韶彩陶

原标题:远离功利圈清白做学问

少年时,他是湖南长沙中学里一名“不安分分子”;青年时,他是北大校园里“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学者;中年时,他曾经是“上不负祖先、下对得起子孙”的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并一手草创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和北方考古研究室。如今虽已耋耄之年,他仍游走于大江南北,为保护文化遗址而鞠躬尽瘁。他是中国著名的文博考古专家张忠培,中国考古史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近日,本报记者就目前国内的文博保护方面的诸多问题,对张先生进行了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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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学应该“透物见人” 把死人说活

和考古的结缘,其实颇有些“误打误撞”的成分。张忠培的整个青少年时光,几乎都在战火中度过。这个经历使得他从小就怀揣一个宏大的“家国梦”。“小时候想当军阀,带兵打仗。而和平时期来了,我就想好好做学问,从历史中找寻指向中国未来的理论。抱着这个信心,1952年,我报考了北大历史系。”

而北大却抛给张忠培一个“选择题”。历史系有历史和考古两个专业,学哪个好呢?张忠培显然对历史更有兴趣,但他很尊敬的一位中学历史老师却建议他学考古,因为“中国考古学更需要有作为的青年一代去开拓”。“一念之差”,张忠培迈进了考古专业的门槛。

初入北大,张忠培对考古专业很失望。“整天研究些坛坛罐罐、砖头瓦块,理论贫乏,枯燥无味。”张忠培说。他当时就有一个隐隐约约的感觉,认为考古不应该只停留在对“物”的研究上,应该“透物见人”。

怎么“透物见人”呢?1958年,张忠培有了个机会,主持发掘了陕西华县元君庙仰韶墓地。他把西北医学院几位搞人类学、解剖学的先生请到现场,与考古发掘同步进行人骨的性别、年龄鉴定,有意识地将多个学科视角纳入考古研究,希望透过遗存现象探讨深层次的社会历史问题。晦涩枯燥的考古报告,有史以来第一次变得有血有肉。“不仅做到了‘透物见人’,而且达到了‘以物论史、替死人说话,把死人说活’的境界。”张忠培的弟子、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生导师许永杰告诉记者。

与此同时,张忠培也不否定层位学和类型学作为考古学基本方法和理论的地位。为了给元君庙做出清晰的墓地分期,他被苏秉琦先生“逼迫”了三年,在最后的攻坚阶段,不眠不休了两个白天和三个黑夜才最终解决了这个疑难。而在改革开放之后,当中国考古界在刚刚和世界学术界接触之后兴起学习“新考古学”的热潮之时,上世纪50年代就很“时髦”地用民族考古学的阐释方法研究了元君庙的张忠培,又开始冷静地呼吁不能将地层学和类型学当做“糟粕”抛弃。“新考古学在西方产生有历史必然性,而中西方的历史背景并不一样。埃及的尼罗河文明和伊拉克的古巴比伦文明后来都出现了断层,而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史却是连绵不断的。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不一样,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所以张老师主张大家要冷静点,好的东西不能随便扔了。张先生在每个时代,都做到了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许永杰说。

太太戏称他为“救火队长”

在潜心于田野调查与高校教学工作的同时,几十年来,张先生对国内的文物保护也倾尽全力。在南水北调工程、长江三峡工程的文物保护工作中,张忠培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虽然现在他已经八十高龄,仍常年游走于大江南北,被自己的太太戏称为“救火队长”。

原广州市文化局副局长陈玉环对张先生保护广州大学城文物的往事记忆犹新。“那是2003年,当时整个社会对文物保护的认识不是那么充分。大学城的建设工地正热火朝天地开着工,考古所的工作人员只能在这个大环境下进行调查和勘探,情况比较混乱。”

大学城的文化遗址面临着被摧毁的危险,国家文物局派了工作组下来调研。“当时的调研会是原国家文物局局长张德勤主持的,张忠培先生第一个发言。一开始先对我们文物所的同志步步紧逼:你们做了该做的工作没有?是否进驻了工地?将文物的信息提供给建设部门了吗?简直如同‘拷问’,我们都有些纳闷,后来才知道这是张先生的‘策略’,给我们充分的机会进行陈述,然后再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地对建设部门进行质询。正是因为这个会议,因为有张先生和文物局一批老专家给我们撑腰,大学城南汉二陵、北亭村、包括北二环的文物保护工作,终于得到认可。南汉二陵的考古工作还被评为2004年中国十大考古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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