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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清古代典籍家底:揭秘全国古籍普查

[来源:北京日报]  [2014/1/16]
[img]uploadpic/20141/2014011655442049.jpg[/img]西藏阿里寺庙内条件简陋,只能席地普查。

[img]uploadpic/20141/2014011655444873.jpg[/img]北京市古籍保护中心赴区县图书馆普查。

[img]uploadpic/20141/2014011655449061.jpg[/img]西藏那曲地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普查员与收藏者相约在一座山上相会,就地铺开毡子开始了普查。

本报记者 李洋

悠悠中华,五千年悠久历史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古籍,承载光辉灿烂的思想。可身为这文明的继承者,当今人们却很难说清先辈为我们留下了多少典籍。2007年启动、2012年全面展开、2014年开始收官的新中国最全面一次古籍普查,力图回答历史留给我们的问题。

问典

古代典籍留下多少?

“我们一以贯之为浩如烟海”

2011年9月23日,一项被誉为医学界诺贝尔奖的拉斯克奖在美国颁奖。这一年,它的得主是发现了治疗疟疾的药物“青蒿素”的中国学者屠呦呦。令全世界感到新奇的是,屠呦呦获奖后介绍,在她的实验研究经历多次失败陷入困境时,是一部中医古籍《肘后备急方》中的一段话“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启发了她,使她改变了药物的提取方法,采用低温提取,解决了关键性的技术难题。一部1600年前东晋时期的医学古籍,帮助今天的人们解决了医学难题,承载了中华文明的古籍再次显示出它强大的生命力。

中华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中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文化的一脉相承也使中国拥有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典籍。就在不久前闭幕的第四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特展上,仅参展的110余部古籍就令参观者叹为观止,沉醉于中华文明的丰富样貌。甲骨、简帛、金石旧拓、古代舆图,古代典籍的载体非常丰富,它们又承载了宗教、哲学、文学、科技、经济、政治、军事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如中国第一位驻外大使郭嵩焘所著《[光绪]湘阴县志》稿本,经曾国藩批校,弥足珍贵;著名文学家蒲松龄的《鹤轩笔札》,收录了其南游宝应、高邮时担任孙蕙幕僚期间的稀见稿本,展示出少为人知的经历和思想。中国书籍史专家钱存训曾在著作《书与竹帛》中讲到,我国16世纪以前书籍的数量,超过此前世界其他国家书籍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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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经过岁月荡涤,历经自然灾害和战争等人为灾祸,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古代典籍到底还存世多少,它们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如何,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大量古籍没有清点和编目,而私藏古籍、寺庙收藏的古籍以及流散海外的古籍更是数目模糊,我们一以贯之为浩如烟海。”国家图书馆党委书记、常务副馆长詹福瑞曾这样形容。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张志清记得,自己上世纪80年代还在北京大学古典文献学专业学习时,不同的学界前辈给出的答案就相差整整一倍。“有的先生估计留存在世的中华古籍有七八万种,也有先生说是十五六万种。”张志清说,那时候,老一辈学者常常提到摸清存世的中华典籍家底是他们的心愿,也常常寄语他这一代学人,说要是他们能把古籍存世的情况弄清楚,就完成了一个历史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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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第一次迎来人们“检阅”是在“文革”后期,当时周恩来总理亲自倡导要摸清善本家底。善本,是古籍中在学术价值、文物价值、艺术价值各方面俱优的珍品,这次普查的重点自然集中在清乾隆以前,尤其是明代以前的古籍。历经20年,对古籍的第一次“检阅”得来一套《中国古籍善本总目》,收录781家收藏单位约6万种善本。不过,由于缺少扫描和照相设备,当时清点的善本古籍并未留下书影。登记查点时遇有古籍基本信息的疑问时,也缺少条件做专家集体会诊。

直到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成为我国政府首次颁布的关于古籍保护的文件,由此开始了全国范围内的一次更加全面的古籍普查登记。这一次,凡是1912年之前书写或印刷的,以中国古典装帧形式存在的,具有重要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的珍贵古籍,都纳入普查范围。

寻典

500名普查员挑战地大物博“熟练工一天只能查五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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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问,哪一行是书名?”普查一开始,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就把人难住了。提出这个问题的是南方一家县级图书馆的普查员,他介绍,在县级图书馆里,很少有学习历史、古汉语或文献学等古籍相关专业的馆员,普查古籍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根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2007年的统计,在古籍普查开始之初,全国各级图书馆中的专职古籍保护人员不足100人,有古籍相关专业知识背景的人员不足500人。而他们要面对的是当时所知的890多家收藏有古籍的单位。

一把尺子、一部相机、一台扫描仪和几本工具书,这就是古籍普查所需要的工具。工具倒不多,可要真的查清楚,又不那么简单。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最初制定的普查表格长达16页,共50多项,细看这些项目,古籍的开本尺寸、版式、行款、钤印、装帧形式,每一篇序和跋的核心信息,以及哪一页有破损,破损是酸化还是虫蛀,又破损到了什么程度,均要一一记录在案。此普查表可以详细呈现出一册古籍的文物属性、艺术属性和文献属性。可这么多专业的普查项目让很多缺少专业人才的图书馆束手无策,各级古籍保护中心只得手把手培训人才。

“就算是熟练工,一般一天也只能普查登记五六种古籍。”北京古籍保护中心一位普查员介绍,其中最令新老普查员头疼的就是判定 “版本”。原来,中国古籍有个特点,通常没有现在图书的版权页。本来,古代刻印典籍一般会在卷首有“牌记”,会记录刻印的时间等基本信息,但在流传过程中有的遗失了,有的则是被书商故意拿掉,模糊图书的年代信息以谋利,让后世之人难以为古籍断代。要想断得清楚古籍的年代,不仅要有深厚的古文功底,能通读古籍的序和跋,从中找到有用的年代和人物信息,还得熟悉历史上各个年代典籍的通行尺寸、行款和装帧风格,甚至对各年代的纸张特点、用墨特点都非常熟悉,才不会张冠李戴,而这绝非一日之功。曾有一家基层图书馆,由于普查员实在断不出古籍的年代,就干脆统一“判定”为宋刻本,令人啼笑皆非。直到2012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将普查表格简化为6项必填和7项选填,降低了所填信息的难度,才使古籍普查得以全面展开。

中国国土面积之大使得古籍分布异常广泛,其在偏远地区的分布之多也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料。仅靠全国不足500位具有相关知识背景的人才,把这些偏远地区的古籍一一找到看上一眼,并非易事。

4年多过去了,西藏阿里地区在少数民族地区中第一个完成了古籍普查登记。几十位普查员全部放下日常工作,一年中跋山涉水足足6个月,出车83次,行程1万余公里,才将75个收藏单位和20户收藏家庭跑遍。阿里收藏有古籍的单位多为寺庙,光是札达县就有39座寺庙和拉康(藏语,佛殿)收藏有古籍,占阿里地区收藏单位的半数以上。可这些寺庙大多位于人烟稀少的僻静之所,因为缺少人手,札达县文体局局长洛丹只能亲自上阵。路途遥远交通不便,他和普查员们有时晚上就睡在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遗弃民房里。这种遗弃的民房根本没有屋顶,所谓“房”也只剩四周一圈半人高的石头墙而已,“房”内则是空地一块,大家把随身带来的行李、睡袋铺在地上,和衣而卧凑合一晚。有的地方实在太远,还得普查员与当地共同约定一个山头,双方都赶到那里汇合,然后便在草地上铺块毡子清点、普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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