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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牯岭街书店老板对收藏旧书情有独钟

[来源:晶报]  [2014/1/27]
本版主持:张胜祥

几位前任“勇闯台湾”、“远足台湾”、“程品台湾”,取尽了好名字,写出了好文章。到我这,有种“此处有景色说不得,黎马程题词在上边”的压力山大感,专栏名更得与众不同,“祥子台播”?不过,还没说出口,晶报办公室主任黄瑞填抢先一句“祥解台湾”,被大家一致喊好。事实上,我一点都不感谢瑞填,“解”这种角色,非“说文解字”的许慎,解牛的庖丁这般大家才能担当,台湾于我是熟悉的陌生人,如何解得?我知道,同仁对我寄予厚望,读者对晶报驻台记者有要求,只能勉力而为;“祥”字好说,除本名一层意思外,我更想将它理解为“想”——我想当一天台湾人,警察、“城管”、学生、店家、义工……都好,甚至就当一棵台北的树,亲身体验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欢乐哀愁,“详尽”呈现给读者,以期简单勾勒出“台湾人”的轮廓。再回到“祥”,春节将至,祝愿晶报广大读者,马年吉祥!

地图上看,长不过千米、宽不足10米的牯岭街,纤弱地夹在平行的重庆南路三段和南昌路之间,由北向南穿透南海路、宁波西街、福州街及和平西路,构成一个大大的“栅栏”。

40年前,它是台北“旧书店”的代名词,鼎盛时期摊店密密匝匝,达80多家,“到牯岭街淘书去”是当时台北人周末的生活方式。如今,牯岭街依旧,真正意义的旧书店只剩下人文书舍、松林书局和新旧书店三家,而三家书店的主人,张银昌88岁、蔡静辉81岁、李良儒82岁。铅华洗尽,时光不再,老人们怀抱各自曲折隐秘的书人书事,在牯岭街拖着长长的旧影,渐远渐淡……他们还能坚持多久?

赴台前夕,晶报总编辑胡洪侠为我饯行,说到“爱死人”的台北,他恨不得互换角色,也去当一名驻站记者。其中一大原因是,台北有一条藏着无穷旧书宝贝的牯岭街,街上有一间旧书店叫人文书舍,书舍主人张银昌有很多故事,“你一定要找他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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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知晓的名店与名人

张银昌是台北旧书界的闻人,享誉华人书界,甚至在美国、日本、韩国热爱中国旧书的读书人和书店老板中,也有极高声望。但是,为找寻他和他的书店,记者在牯岭街上冒雨整整兜了三个来回,四处打听,居然没人知道“人文书舍”,也没人听说过张银昌,即便是书舍的邻居,一家机车维修点的老板也喃喃地说,好像有这么一家店,可就是想不起具体位置。莫非,张银昌只是流传在爱书读书人中的一个传说?

灵机一动,启用谷歌地图,果然,书舍就在机车维修店左手5米处。找到后才恍然大悟:它的位置太特殊,搭建在一条不足3米宽的狭长巷道穿堂间,左臂借的是“东石鱼”小吃店,右膀靠着“中央通讯社”停车场的围墙,两墙左长右短,门脸也不得不顺势缩入半米,发黄的“旧书”招牌挂门楣,“人文书社”垂左边。从旧照看,缩入部分原靠竖着的两个书架与街面补齐,如今书架不再,行人很容易错失。

书舍的书架依两边墙而立,从地面直抵屋顶,进身10米左右,中间通道不足一米宽,仅容一人转身。走进去,打理书舍的是位头发花白面色略黄的中年人,原来是张老先生的女婿孙先生,他说,岳父为照顾突患脑溢血的老伴,已在2006年将书店交由自己打理,至于原先摆在店口的书架,几年前风吹雨淋散架后一直没补足。而通道尽头,横着条小巷,原先住着几户人家,居民出入须穿过书舍,几年前相继搬离,如今房屋破败,偌大一片地方就归了书舍独享。

说明来意后,孙先生面露难色,说老岳父88岁高龄,住在距此20分钟车程的家中,过来不太方便,再者老人行事低调,近年刻意减少媒体采访。记者一再解释从大陆慕名而来,且受与张老先生有一面之缘的胡洪侠先生之托,孙先生这才同意试试。结果,老人竟欣然同意,半小时后匆匆赶来。眼前的老先生腰板挺直,步履稳健,眼明耳聪,一口地道河南话,最让人称奇的是,耄耋老人居然乘公交而来,“我出门常坐公交,台北公交很方便。”老人执意在书舍逼仄的过道中和记者“聊天聊家乡”,随和谦逊,思维清晰,台北旧书街的沧桑,四十余载的旧书生涯恍如昨日,娓娓道来,像儿时守着电匣子,听一部传奇。

爱读书结缘牯岭街

“我没读过几天书”,这是老先生的开场白,“你们有个电影名叫《一九四二》,说的是河南大饥荒,当时我家乡也没有饭吃。”张银昌原籍河南舞阳,1943年,为了讨口饭吃,母亲让16岁的他离家参加了汤恩伯的部队。1944年,张银昌所在部队参加中原大战,败于日军,在与大部队失散后,他返家不久又加入了地方抗日游击队。抗战胜利,张银昌入了西北军刘汝明的队伍。1949年,他跟随刘残部从厦门上船来到台湾。“一到高雄港,就被缴了枪。”据记载,缴他们枪的是提前赴台为蒋介石安排后路的台湾政务主持陈诚,被缴枪不是因为打了败仗,而是“西北军不是老蒋的嫡系部队”。

自戎马生涯始,张银昌一直在部队任文书工作,可他说自己其实“没读过几天书”。来台湾后,他通过重新考试再次进入部队,继续干着抄抄写写的老本行,不久,进入部队政工干校进修。在那里,喜欢读书的他结识了两三个从大陆逃亡来的高人,“他们(文化)程度高,我有不懂的就随时请教。”有老师启蒙,张银昌一读之下,从喜欢变成迷恋。此后的日子,他一有空就去图书馆,后来,图书馆已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了,1953年,他的人生与以卖旧书出名的牯岭街发生了交集。

当时,他所在部队驻扎在台北市最北边的北投,交通不便,去一趟牯岭街,来回要一整天,但那个地方“遍地是宝,图书馆没有的书都能找得到。”当时,牯岭街的书籍以日文书最多,也有不少中文书,主要由大陆的老牌书局,如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抗战胜利后在台设立的门市所发行。有时,甚至能淘到国民党当局的禁书。“那时牯岭街没多少家书店,零零落落,摆摊的也就四五十家,都是打游击性质,一个破纸箱,一张草席,今天摆在厦门街,明天又去了附近的南昌路。”

青年如饥似渴的痴迷最是不可抵挡,此后每个星期天,张银昌基本都在牯岭街书摊前流连。“书店里的书,像妙章书局、松林书局太贵,买不起,我就经常在书摊前晃荡。”这一晃,就是10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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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读多了,难免有表达欲,其间,张银昌以道生、张道生为笔名,向《人生》、《自由人》、《祖国周刊》等香港杂志投稿,发表文章数百篇。老爷子带来的影印资料显示,文章内容多以政论为主,“那时年轻气盛,随心所欲。”其中一篇甚至大胆批驳了法国哲学家罗素的“谬误”。1965年3月14日,台湾《中华杂志》刊登了他对人口问题的探讨,那也是张银昌最后一次发表文章——1966年,张银昌从部队退役,决定在牯岭街上开一家书店。

开书舍踏入“黄金时代”

“当时有个朋友介绍我去当小学老师,薪水很低,我一盘算根本没法养家糊口,后来突发奇想,既然在牯岭街晃了这么多年,为什么不开一家自己的书店?”

1966年11月12日,张银昌拿出毕生积蓄7000元(以下均为新台币),“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90万到100万新台币(约合20万元人民币)”,书店一开张,他此后50年的命运与牯岭街相依相恋,无法割舍。书店就在现今人文书舍的斜对面,那一天凑巧是国父孙中山诞辰日。“规模小到不能再小,只有四个榻榻米大,书主要是自己多年的藏书,朋友的赠书,加起来也就五六百本,比现在这个还简陋。”凭着自己在牯岭街书市多年的浸淫,他嗅到了商机,“这时旧书资源渐渐多起来,台湾到处盖房,建筑业蓬勃发展,拆旧搬家,很多家庭不愿再保留旧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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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充足书源,张银昌每天清晨5点钟起床,骑着脚踏车沿固定路线去台北各角落收书,穿街走巷,一家家淘过去,绕台北一圈,“那时台北不大,全城只有衡阳街有红绿灯,现在想转一圈不可能喽。”很快,张银昌就尝到了甜头,“知道吗?元旦一天我就卖了200多元,”忆起50年前第一笔“巨款”,他仍异常兴奋,“当时200元够全家人吃一整月馒头呐”,正是依靠书舍供给,张银昌先后将三个儿女送入台湾名牌高校。

接下来几年,牯岭街旧书市场进入繁花似锦的阳春,“最兴旺期是1966年至1973年,那时香港书商收购不到旧书,就到牯岭街,大箱大箱地搬走。香港汇文阁、远东等书店的老板常来找我,汇文阁老板到现在还和我有联系。”老先生说起昔日繁华,仿佛就在眼前。“抗战前大陆出版的文学作品、学术教材、大学用书都是当时的抢手货。冷战时期关于中国的研究报告也是奇货,外国人见了,交钱拿货,二话不说。”

曾经的牯岭街上名人和旧书店比邻交织,人文书舍对名人司空见惯。张老清楚记得于右任、于德旺父子常来店里找字画字帖。“何应钦当年就住在人文书舍隔壁巷子里,官邸有宪兵把守,出出进进经常能看见;北大训导长钱思亮住在100米外的福州街28号,胡适驻美期间,每次返台都在钱家借宿;孙立人在被软禁到台中前,也住在离书舍不远……”

当年的牯岭街渐次繁华,除旧书这一媒介,还因这里住了不少显贵名流,这笔得天独厚的人文财富,与人文书舍、松林书局等旧书名店共育了牯岭街的“黄金岁月”。

独爱留藏名人生活“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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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个惜人念旧的时代,台湾流行在名人过世后由亲属整理著作,编册怀念,在牯岭街旧书的全盛时期,于右任、陈诚等名人文集与回忆录炙手可热。

“我自己一直喜欢看政治军事方面的书籍,对民国以来党政军历史人物有一定研究。”到这时,个人喜好便水到渠成塑造了书舍的特色气质。说到这,张老起身很神秘地松开捆扎在书架底端几个木箱上的绳索,掀去盖板,里面满满当当全是发黄的书。“这才是我人文书舍最特别的地方,也是文革期间卖得最好的东西。在牯岭街其他书店,也许可以找到一两本,但不会有这么多。”记者接过来,只见《王宣德斋先生八秩寿庆集锦》、《束云章先生纪念集》、《吴南轩先生逝世周年祭纪念专辑》……“吴南轩是江苏人,当过清华、复旦大学的校长。这种东西原本是送亲朋好友的,不流通,时间一长,就更少见了。”

原来,张银昌最喜爱的书种为私人所有、数量少却制作精美的“非卖品”,如名人逝世后学生或家人编纂的回忆录,乃至家谱、照片、祭文,甚至官方文函,“这些资料的主人,当时在大陆就很有名,他们过世后,资料价格变得特别,和其他旧书完全不同,最薄的其实就四五张纸,但它是一个人的生平年谱,只要家人朋友找来了,都能卖出好价钱。”

除旧书,张银昌也搜集政府卷宗、文件资料,5年前有笔“空前绝后”的买卖,有关政府情资,至今张老仍津津乐道,连月份都记得清清楚楚。说话间,张老又从袋子里拿出另一件“宝贝”,是他经手的几笔买卖记录。记者看到,其一是毛邦初案(1951年至1958年间,台湾当局在美国控告前空军驻美办事处处长毛邦初以追回空军公款)资料,“包括台湾和美国外交部往来信函等,很厚一大叠,已经卖掉了。”其二是蒋介石的“御用秘书”陈布雷,当年与一些汉奸的往来信函;最后一个是国民党元老丁维汾(物理学诺奖得主丁肇中的爷爷)去世后的遗卷,“老一点的山东人没有不知道丁维汾的,他掌管国民党党务,当时有‘蒋家天下丁家党’的说法。丁维汾去世后,我收集到他的很多资料,最离奇的是,中间包括了傅斯年当年赴德留学时丁给做的保书。价钱卖得很高,数额我不会告诉任何人,反正创了我卖旧书四十多年来的最高纪录。”

时过境迁,现在已很少有人再记得资料中的名流贵胄,张老的看家宝贝也差不多变成了无人问津的“死”资料。记者问,假如再没人来找,打算如何处理,老人若有所思地说,“去年已将300公斤卖给了‘中央’图书馆,如果今后图书馆也不收,我会将它们一直保存下去。我收集它们,开始是为了生计,但后来才意识到,他们是我的同辈人,像我的亲人,这些资料都是他们曾经显耀人世的证据。”

一本家谱、一篇祭文、一纸信函、一张借据的后面,是特定历史背景下交错纵横的人际往来和鲜活琐碎的生活片断,然而,除了做学问的人,故纸堆里的逸事掌故只有同时代共命运的人,方能慧眼识珠。孤岛飘摇六十载,老人留存这些非亲非故之人的“点滴痕迹”,也许是有意无意间在保存自己的时代坐标与证据。

“人和书的关系不再深刻”

书店、书和人,密不可分的三位一体。因爱书而读书,因卖书而更爱书,由书及人,张银昌其实更爱那些热爱读书的人,通过旧书,突破时空限制令他得以与不同时代的书蠹“神交”。

人文书舍以广藏经典著称,但张银昌最看重的藏书“本身并不值钱”,一本封面破旧修补了牛皮纸的《韩非子》,纸张早已黑黄,他说牛皮纸是自己贴上去的,因为多年翻阅磨破了。

“这是30年前收来的,书本身并不值钱,民国2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整理过程中,我发现书上的印章功力不俗,由此判断书的主人非一般人。”翻开内页,张银昌大吃一惊,全书从头至尾,加点圈注,书写心得,密密麻麻。从注解内容判断,书的主人深读此书应在抗战期间。“本来能看韩非子,就不是平凡人,更别说像金圣叹一样点评圈注了。据我所知,老子的儒释道精华大多取自韩非子。这个读书人值得佩服,所以我将它留存了30多年。”老人说,开店40多年,经手的书不知有多少万本,但还从没看到过有人这么读书,为接受采访,他特别带来。“这么用功读书的人,现在不多了。”

谈到牯岭街旧书店从鼎盛到衰败,张银昌的观点让人思之赦然,“现在的年轻人不读古书了,也读不懂古书了,信息泛滥,人和书的关系就不再那么深刻,再没有人像当年那样读书了。”

不过他个人对旧书的兴趣与热情丝毫未减,如果听说哪有好书,一定跟着女婿去看。谈话间张老突然兴奋起来,“去年台北一个大学教授去世了,家人打算将他的藏书处理掉,我去了,拉回来整整两卡车,都是几十年前台湾出版的文史书啊,那些好书,我四十年都读不完”。

“旧书店好比珠宝行,还可以做”

两个多小时过去,其间只有两位顾客光顾书舍,也只是东翻翻西看看,并未买书。打烊时间快到了,孙先生感叹,一整天只卖出200多元。

当年在牯岭街闲逛的除了党政军干部、文人雅士,还有就是青年学生,而如今年轻人基本不来牯岭街。不过,在见证旧书店由盛而衰又兴起的历史,老人对旧书店经营仍保留乐观,“流行归流行,经典归经典,旧书店的价值就在于保存经典”。网络书店自有其兴旺的理由,但找旧籍挖宝的人一定还会来牯岭街。“关键看你手里有没有资源。我常对女婿说,做旧书要勤劳勤俭,这样才能收到好东西。要沉得住气,旧书店好比珠宝行,有时候一天一本都卖不出,但一遇到大买主,一出手就是20箱。”

有人曾说,“书店是一座城市的文化眼睛,旧书摊旧书店则如城市的眉毛,存在时不觉其重要,一旦疏落消逝,城市的脸孔又显空洞而冷寂。”

台北文化当局也许意识到了这一点,2000年,台北市文化局和牯岭街社区共同举办“旧书市集”活动,印制了昔日牯岭街书店地图,张银昌也应邀出席,并成为地图上的主人公。主办者的初衷是,希望活动能催生一年一度的“台北旧书市集展”,激活旧书市场,重塑城市“文化脸孔”。

“活动现在还在坚持,但已经没有旧书了。”张老失望地摇摇头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事情,逝去了想再回去不容易,永远回不去了。”

牯岭街

50岁以下的台北人记住牯岭街的名字,多半因为杨德昌的代表作《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没错, 1961年,那里的确发生过一起情杀惨案,但现实中,牯岭街最辉煌的一笔则全因“旧书摊”。

日据时代,现今牯岭街的所在,名为佐久间町,是台湾“总督府”的宿舍区,庭院宅邸,街巷修然。二战后,日人遣返在即,乃纷纷整理家当,将字画、古董、藏书等就地摆摊,低价出售。日本人走后,市集隐然成形。

国民党败退来台,“军公教人员”成了旧书的提供者和消费者。于是,以牯岭街为中心,渐渐蔓延到厦门街、福州街、宁波西街等相邻街道,处处有人设摊开店,贩卖各种杂书,乃至绝版书、线装书等等,最盛1966-1973年时期,曾聚集80多家摊商。1974年,为了整顿市容,牯岭街没有店面的旧书摊被全部迁入光华商场,从此没落。

驻台七日谈



台北警官请我喝茶

抵达台北的第三天下午,我正在牯岭街采访人文书舍的主人张银昌,忽然接到一个电话,见号码是本地座机,并不熟悉,所以没理睬,没想到过了几分钟,电话再次打来,看来是非接不可了。电话接通,一位台湾腔的陌生男子,准确报出我的名字和工作单位,同时做了自我介绍:“我是台北中山分局的李警官,有空的话想请你来喝茶。”莫非是黎勇(晶报首任驻台记者,曾撰雄文介绍尿遍台湾经历,编者注)“尿”了人家,账记到了我头上?其实,在来台湾之前,早有朋友告诉过我“喝茶”事,因此并未惊慌。我告诉对方正在工作,稍晚给他回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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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时后采访结束,我回拨电话,接电话的正是李警官,他在电话中非常客气,说从“文化部”得知,我已到台北,需核对详细住址及相关信息。他表示,考虑到我是第一次到台湾,肯定有许多不便,希望适时见面,以便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他来我驻点附近请喝咖啡,抑或我去他办公室喝茶都可。我礼节性表达了谢意,解释随后两天可能会去金门,回来后一定登门拜访,请他留下联系方式。

第二天一早,李警官发来信息:“张先生您早!我是中山分局李ΧΧ(文中ΧΧ为记者处理),欢迎来台湾,这是我的联系电话,我的办公室地址在:中山北路二段1号(南京东路、中山北路口),可搭捷运淡水线,在中山站下车,往中山北路方向前进,约2-3分钟即可抵达。”

1月20日下午,吃完饭闲来无事,心想迟早要见面,干脆主动送上门。10分钟后,我按地址轻易找到了目的地。在一楼问询处登记了证件,乘电梯直奔李警官在三楼的办公室。“魂牵梦系”的李警官40岁开外,中等个,身材偏瘦,戴副金边近视镜,脸色蜡黄,颧骨稍高。自我介绍后,我原以为会填些表格什么的,结果他请我落座,真的搬来一套简易餐具,忙着烧水烫杯冲茶。他双手有点神经质性的颤抖,只见他将茶罐盖打开盖上,盖上又打开,反复了好几回。茶泡好了,倒出两杯:“请品尝,我不大晓得这茶怎么样?”呷一口是乌龙,味道偏淡,他放在嘴边尝了尝:“这茶不好,我们换别的。”随后,他将壶中的茶叶倒出,又从柜子里拿出阿里山某某茶冲泡。

接下来一个小时,他东拉西扯跟我聊,我对他浓重的闽南口音不大适应,好在他讲话和动手干活一样喜欢重复。谈话内容包括我的工作单位,此次驻台的采访任务,台湾有没有城管等,还有他仅有的一次大陆广东游。最让我吃惊的是,听到我说采访会尽量不涉及政治人物事件,他竟连连点头称是:“没错,我们都是小百姓,过自己的日子就好,政治跟我们无关,那是政客们玩的游戏。”心想,难道警察不是政治链条上的一环?

一小时很快过去,16:00左右,有人送来下午茶点,同事们聚来分享,我见状起身告辞,李警官问我平时喝不喝咖啡,我说每天都喝一点,于是,他从柜子里拿出两袋70克装的中南美洲高山咖啡粉,“我参加过咖啡班培训,这个不错,拿去试试,”他送我到电梯口:“彼此了解了,就不会产生误解。改天我再请你和同事吃饭,就这么说定了,我会联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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