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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学者研究中国艺术先天不足

[来源:广州日报]  [2014/4/14]
[img]uploadpic/20144/2014041442507141.jpg[/img]明 董其昌 《仿古山水图》 中国画

[img]uploadpic/20144/2014041442509209.jpg[/img]元 王蒙 《青卞隐居图》 中国画

[img]uploadpic/20144/2014041442510345.jpg[/img]清 郎世宁 《百骏图》 中国画

文、图/记者金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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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艺术爱好者、年轻学者心目中,当下对中国古代绘画的研究领域里,堪称“高山仰止”的是一位叫高居翰的美国人。今年2月,这位被誉为“最了解17世纪中国绘画的美国人”,以88岁高龄在美国逝世,于海内外掀起汹涌的追思热潮。

事实上,以西方视角审视中国绘画史的高居翰,在以“读起来好像小说一样”优美而生动的著作赢得大批拥趸的同时,也因为秉持诸多同中国正统学派相左的观点(比如将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画家”奉为卓越、认为文人画只不过是“浪得虚名”)而饱受质疑。那么,作为一个不会说中文,也不会写汉字的外国学者,高居翰研究中国艺术是否存在着某些“先天不足”?下面,我们就听听三位中国艺术史研究专家的说法。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艺术史研究专家 朱良志——

 

文化隔膜难以摆脱 艺术研究力有不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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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先生是西方20世纪以来研究中国艺术史的代表人物,取得了很高的学术成就,他研究的切入方式为中国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角度。

但是,高居翰作为一位西方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学者,也存在着局限性。比如说,他有本专门讲中国诗画结合传统的书(编者注:《诗之旅:中国与日本的诗意绘画》),主要是从中国画以古诗内容来作画的角度理解诗画结合,这只触及到中国诗画传统中的一部分。中国绘画的“诗之旅”,更大程度上是一种内在的精神之旅。有些画中可能没有任何的题诗,但依然诗意盎然。高先生认为,中国画中的诗意精神在元代以后淡薄了,这个判断并不客观。事实上,明代中期以来,吴派、浙派、松江等将中国画中的诗意传统向纵深推进,带来了中国画的深刻变化。

高居翰谙熟西方艺术史研究方法,并将此方法带入中国艺术史的研究中,开辟了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新境界,但不能说这样的研究就没有遗憾。如他以风格学来研究中国绘画,但自五代、北宋以来,中国画的主流是文人画,文人画追求境界的创造,以风格学的方法律之,不相凿枘处非常明显。你在研究中注意的是这个皴法来自哪里,这块石头的画法与哪个相似,但那些大师们却在告诉朋友和学生,山非山,水非水,花非花,你要是“论画以形似”,那可能“见与儿童邻”。高居翰注意到了中国画的基本特点,但脱离不了西律中的研究视域,以至出现研究中的一些误判,如将艺术上并不突出的明代佛像画家吴彬列入高格,而对他至为喜欢的陈洪绶石涛等人的论述,却力有不逮。

与一些西方中国艺术史研究学者一样,高居翰也擅长用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画。他很关注画卷背后的故事:比如当时画家的社会地位如何,是谁给予他赞助,赞助人如何影响了他的画风;如果是遗民画家,梅花中如何表现对旧朝的渴望,竹子里如何藏有不屈服的情志,常常成为论述的中心。在高居翰笔下,中国画常常被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的折射物。但五代、北宋以来的中国画藏着一部心灵史,一种具有内在生命逻辑的特别的历史,背后有深厚的宗教、哲学根源。就艺术本身而言,有自身的逻辑,非要寻求历史的大背景,未必是一种研究的有效路径。我不否认中国画研究中的社会学、人类学等方法的作用,但此一方法在当代中国艺术史研究中有明显泛化的倾向。

当下,以高居翰为代表的西方中国艺术史研究的成果,受到国内艺术史界的重视,这些研究在年轻一辈学者那里影响尤大。中国艺术史研究领域,也到了“唯西方马首是瞻”的地步了,这一趋势是需要引起注意的。有的人说,艺术在中国,中国艺术史研究在西方,我觉得这样的看法是偏见。就像我们不可能用中国人的审美体系去评价毕加索、梵·高、米开朗基罗一样,西方学者对中国艺术的“气味”,也应对其“不得不如此的苦心孤诣有一种理解”。这样的对象,既需要知识的冷静把握,又需要精神气质的悉心体悟。令人尊敬的高居翰身上固然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但他终究对中国绘画所诞生的土壤、中国文化的基因、中国绘画的精神缺少深入细致的体验,一直有无法摆脱的隔膜感,使得在向纵深推进的时候,明显动力不足。归根究底,中国艺术史研究还需要尊重中国艺术自身的逻辑,从根源处拓展出更有意味和价值的研究天地。
西汶艺术网[http://www.artx.cn]
美术史论家、美术评论家 陈传席——

 

对中国画缺少“心有灵犀”的意会

我在1984年的时候就认识了高居翰。当时我在安徽筹备一个学术研讨会,邀请他来参加。第二年我去美国的大学做研究员,又受邀去他家拜访并居住。他给我留下的最初、也是最深刻的印象,是一个著作狂,一位非常勤奋的学者。

我感觉,高居翰对中国文化确实怀着巨大的热爱,但我一直有个疑问没有直接问他:为何学了日语,却不学汉语?对于研究中国艺术的学者而言,语言不通是非常大的障碍。高居翰收了很多中国学生,他的第二位夫人曹兴源也是这方面的专家,借助这些帮助,高居翰对中国文化的背景有一定了解。他很聪明,别人告诉他的事他记得很清楚,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他不会汉语的障碍——但并不代表这个障碍消失了。事实上,高居翰并不十分懂中国绘画深层次的东西。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他认为董源的《溪岸图》是张大千的伪作。而中国一般的学者,即便判断不出这幅画是谁、在什么年代画的,也都能看出不可能出自张大千之手,因为笔性、画风完全不对。这说明高居翰对于中国画中一些需要意会的东西比较欠缺,少了一点“心有灵犀”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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