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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宫旧藏的官钧瓷器:雅具秘玩讵所尚

[来源:艺术中国]  [2014/5/7]
[img]uploadpic/20145/2014050733041357.jpg[/img]钧窑月白釉出戟尊 北京故宫博物馆藏

[img]uploadpic/20145/2014050733042575.jpg[/img]钧窑玫瑰紫釉葵花式三足花盆托 北京故宫博物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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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g]uploadpic/20145/2014050733043813.jpg[/img]钧窑天蓝釉海棠式花盆托 北京故宫博物馆藏

文/孙 悦

钧窑位于今河南省禹州市境内,最著名的窑场是在禹州旧城北门内的钧台与八卦洞附近。传说大禹在钧台传位给儿子启,从而建立了夏朝。一般认为,钧窑之名即源于钧台。

钧窑瓷器素以瑰丽的釉色而著称于世,以氧化铜为着色剂、在烧造过程中产生窑变现象而呈现出绚丽多彩的釉色。这种釉色变化万千、异彩纷呈且纯粹依赖自然天成,有“入窑一色,出窑万彩”之称。

官钧瓷器

依据造型和质地,钧窑产品大体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以碗、盘、碟等民间日常用器为主,数量众多,是钧窑的主要产品,习称“民钧”。相对应地,还有一部分钧窑为花盆、洗、尊等陈设类造型,做工考究,釉色精美,一般认为是专门为宫廷烧造的陈设用瓷,被称作“官钧”。

官钧瓷器,造型大雅、窑变美妙,被认为是钧窑产品中的最上乘。流传于世的官钧瓷器至为稀少,主要收藏在北京、台北故宫博物院、美国弗利尔美术馆、哈佛大学赛克勒美术馆等处。目前所知,世界范围内公私收藏的官钧瓷器仅仅百余件,可见弥足珍贵。

钧窑窑址目前已发现100多处,但对于这类官钧瓷器的具体烧造产地和时代,却一直颇有争议。

1974年,河南省文物工作队对禹县城北门内的钧台窑址、八卦洞窑址进行了全面探查和重点发掘,出土了出戟尊、各式花盆及花盆托等器物残片,与传世品对比来看,器型釉色基本相符,从而为传世的陈设类钧瓷找到了具体烧造地点,并通过出土材料得出钧瓷创烧于北宋初期的观点。

2004年4月至9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禹州市旧城改造建设,对“古钧花园”(原禹州制药厂,距“禹州钧台瓷窑遗址”较近)住宅楼小区建设工地发现的文化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时,却得到不同结论。专家们初步认为此次考古发掘获得的陈设类钧瓷,比1974年发掘钧台与八卦洞附近钧窑遗址出土陈设类钧瓷器形大,工艺、胎质、釉色均有所不同,认为这批钧釉瓷器的时代应为元代(郭培育《禹州钧台窑考古新发现与初步研究》,《2005中国禹州钧窑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大象出版社,2007年)。两者对比来看,质地一粗一精,胎釉的化学成分也存在不同,故而业界将此分为精细型与粗放型两类。

随着考古资料的不断丰富,又有学者对陈设类钧瓷的属性及烧造年代再生质疑,陆续提出“金代说”“元代说”“元末明初说”“明代说”等不同观点,使官钧年代问题成了古陶瓷界的研究新热点,至今各方分执一词,莫衷一是。

2013年10月,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了“色彩绚烂——故宫博物院藏钧窑瓷器展”,100余件钧窑瓷器亮相展厅。其中,故宫旧藏的官钧瓷器几乎悉数参展,大多数都是首度展出。这些久藏深宫的“官钧”到底是何面目?与出土的官钧有何异同?对于确定官钧年代具有怎样的借鉴价值?相信观众在领略故宫官钧瓷器典雅之美的同时,也会因个人观感而对这些扑朔迷离的学界难题引发一己之思。

清宫旧藏官钧瓷器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这类官钧瓷器28件,其中花盆及盆托19件,洗6件,尊3件。这二十余件器物与窑址出土相比,造型典雅规整,做工更见精细,体现了皇家贡器的精美绝伦。

从造型上看,19件花盆有海棠式、葵花式、菱花式、长方形、圆形、六方形几类。尊共3件,分为出戟尊、渣斗尊两种。洗共6件,均为三足鼓钉式。近年来,有研究者根据清宫档案的相关记载,认为这类“洗”的器型,应该是作为花盆托与花盆配套使用,并依照档案中的名称,改称其为“盆奁”。

钧窑的釉色,明代高濂《遵生八笺》中有“朱砂红,葱翠青(俗谓莺歌绿),茄皮子红若胭脂,青若葱翠,紫若墨黑,三者色纯无少变露者为上品”的描述(明代高濂撰《遵生八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7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约成书于清代雍正、乾隆年间的无名氏撰《南窑笔记》则说:“均窑,北宋均州所造,多盆奁、水底、花盆器皿。颜色大红、玫瑰紫、驴肝、马肺、月白、红霞等色。”(清代无名氏撰《南窑笔记》,《说陶》,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年)故宫这批官钧的釉色,与文献所记基本一致。其中,花盆类主要有玫瑰紫釉与天蓝釉两种,尊类器物分别有月白釉、天蓝釉两种,洗类则有玫瑰紫、天蓝、月白三种釉色。

有关这类器物的用途,传统观点认为与宋徽宗为装点皇家宫苑“艮岳”有密切关系。据《宋史纪事本末》记载,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十一月,“以朱勔领苏、杭应奉局及花石纲于苏州……佳花名木,类聚区别”(明代冯琦原编、陈邦瞻增辑《宋史纪事本末》,《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53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4年)。这些花木有的作为盆景陈列,因此,官钧之中的成套花盆和出戟尊之类器型,就是为了陈设这些从南方搜罗的奇花异草和怪石而烧造的。

当然,这种说法带有某种推断甚至臆想,并无文献和考古发掘资料相佐证。传世的宋画中描绘宋徽宗喜爱山石、花木的题材甚多,但都不见有钧窑花盆作为陈设器,故而这种理论上的假设备受质疑。

到了明代,高濂的《遵生八笺》中提到钧窑时,称“此窑惟种蒲盆底佳甚”,首次提出钧窑作为花盆使用。蒲盆,即菖蒲盆,是为养植菖蒲所用。菖蒲是明代文人最为看重的花材之一,与高濂同时代的文人张谦德所撰《瓶花谱》中罗列了花卉71种,其中菖蒲为“一品九命”之一,被认为是最得文人造化的花卉。在室内陈设菖蒲,可以“收灯烟”,既净化空气,又美化居室,是明代文人士大夫之家颇为流行的室内陈设。钧窑花盆“惟种蒲盆底佳甚”,说明在明代开始,钧窑已经为文人士大夫所看重,成为庭院、书房中的贵重陈设器而普遍使用。

清宫旧藏的20余件官钧瓷器中,花盆就占了大半,且式样众多,釉色精美,可见在清代宫廷之中,钧窑花盆也是颇得皇帝喜爱的陈设器。

官钧瓷器序列有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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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钧瓷器还有一个特点,底部、足内侧多刻划汉写数目字,从“一”到“十”均有。这是历代各窑器物中唯一的、特有的现象。对于这些数目字的含义,古人曾作过种种推测。归结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说法。

其一,《南窑笔记》一书解释道:“有一二数目字样于底足之间,配合一付之记号也”,是说为了搭配花盆与花托,同一数目字的花盆与盆托配套使用,不致混搭。

其二,为了釉色的区分。清末民初的《陶雅》《饮流斋说瓷》等陶瓷专著中认定,一三五七九单数代表朱红色器物,二四六八十双数代表青蓝色器物。

其三,为了区别器物大小规格。考古人员根据钧台窑址出土标本进行了排比分析,可以看出钧窑器底的数目字表示了器物的尺寸,也就是器型的高低大小。以“一”为最高,口径最大,依次递减,“十”为最低,口径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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