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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主权新证:钱泳《记事珠》手稿研究

[来源:艺术中国]  [2014/5/7]
研究清史的学者,谁也不会忽略清代学人笔记的学术价值,如顾炎武的《日知录》、姜宸英的《湛园札证》、钱泳《履园丛话》等。清人笔记在数量上远胜于宋明,笔记中举凡学术、政治、经济、民俗、物产、经史议论、金石书画等百罗万象无不涉及。《四部全书》将此类笔记归入子部(小说家类),也有归入杂家类别。“杂之义广,无所不包……给说者谓之杂学;辩证者谓之杂考;议论而兼叙者谓之杂说;旁完物理,胪陈纤琐者,谓之杂品;类辑旧文,途兼众轨者,谓之杂编。凡六类。”清人笔记的概况大抵如此。拙稿《明清书画鉴定》费时近十载,侧重明清书画家个案研究,着力于“画史、画法、画论”的再深入。而书画家史料的在《清史稿。艺文志》等史书中过于惜墨,多为概述,聊聊数十字述其生平实难窥豹。而吾好读杂书,喜治金石、书学,其间即以明清学人、金石家笔记为乐,因所记内容杂而傍及艺文门类广阔,辄以考其述者生平艺事,甚者摘其要素以补鉴家之不足,时有所获,不禁瞿然而喜。

我于钱泳之《履园丛话》的研读亦基于此,钱泳所处时代为乾嘉学派鼎盛时期,乾嘉学派亦为清代学术之大宗,其以经证史、金石考据的方法对近现代的诸多学科建构影响甚巨。而钱泳为书家、书学家,更为金石家,因其刻碑为一代圣手,其文化背景、交游的人物多为乾嘉巨子,通过这第一手不可多得的史料研究,大致呈现出清中期的史学、书法学、金石学、考古学、美术学等交融学术脉胳,这却往往被艺术史家所忽略,也是正史所欠缺的。

去年冬月,藏家彭令惠寄人民文学出版社新出版《浮生六记》及钱泳手稿中部分高清图片。新出《浮生六记》后两记,即根据彭令先生所藏钱泳《记事珠》笔记中记载抄录的沈复《册封流球国记略》而成。顷接新版《浮生六记》触目惊心,因钱泳手稿《记事珠》中所抄录不仅为《浮生六记》的重要文献,其中《册封琉球国记略》一篇更牵涉到我国钓渔岛主权真相,即钓渔岛为我国有固有领土之铁证,这在中、日史学界不啻为一声惊雷。很明显,彭令先生要我鉴定钱泳手稿的真伪,而我虽研究了其提供的高清图片,但让我鉴真实为勉力,因书法的鉴定是由“目鉴、考订”综合比较的一门学科,太师徐邦达先生即强调的鉴定家必须要对书画实物作“目鉴”以识别真伪。若鉴定明清学人手稿,甚至还需要用历史文献上的材料帮助“考订”,以期史料的互证。在未能看到钱泳手稿前,我是不能遽断真伪而存疑的,此疑一直延续到今岁中秋前数日。承彭令先生数次诚恳邀我进京,窃想若是钱泳大批手稿真迹的赏鉴亦为快事,所谓独与古人精神相往还也。更因今年八月七日日本在我国钓渔岛非法抓捕我渔船引起国际关注,历史与现实驱使着我有了此次北京之行,对钱泳《记事珠》手稿作综合考证研究。

一 、钱泳的书学观

钱泳(1759—1844),字立群,一字梅溪,号梅花溪居士,金匮(今江苏无锡)人。尝客游毕沅幕中。工篆隶、精镌碑版为其绝技,作印得三桥(文彭)、亦步(吴迥)风格。有缩临小汉碑、集各种小唐碑石刻多至数百种行世。存世有《履园丛话》、《履园金石目》、《履园印选》等。卒年八十六。在清人《广印人传》、《墨林今话》、《砚田斋笔记》等均有其生平介绍。作为清代研究碑版的金石大家,又为历经乾、嘉、道三朝的勾勒刻碑的圣手,今人对其学术、书法研究学界尚未深入。

明代草书风格在清初并没有能得到发展,书法艺术主张出现了自然的替易更迭。审美观念表现为比较温和的移徙和渐进,这与康熙、乾隆酷爱董其昌赵孟頫有关,“赵董风流”成为天下典范。这其实是意识形态控制了艺术的精神导向。崇尚赵董书风的“中和”之美的审美思想蕴含了政治和道德的主题。其时清廷大兴文字狱,“文字之祸”致使群儒钳口,士人恐片言招祸,不敢有所述作,惟将精力转向金石考据之学。“前代文人受祸之酷,殆未有若清代之甚者,故雍、乾以来,志节之士,荡然无存。有思想才能者,无所发泄,惟寄之以考古,庶不干当时之禁忌”(柳诒徵:《中国文化史》)。如清初的顾炎武、黄宗羲等哲人,都参照宋代学人治学方法,将金石学作学术专门研究。而在书坛,乾嘉学派阮元著《南帖北碑论》力倡碑学,包世臣《艺舟双辑》更将尊碑论推崇到极致。清中期摒弃帖学弘扬碑学是在其文化背景下形成的。

钱泳在《履园丛话》之《书学》中也提倡碑学,但钱泳倡碑是与其时书坛盟主翁方纲的书学观同调,提倡的是尚古、尚质厚的审美观,极力推崇学习唐碑(包括唐人写经)、汉隶。翁方纲力倡唐碑,并开启了乾嘉崇唐学欧之风,其在《苏斋笔记》卷十四云:“晋人正楷既罕传,则言正楷者,惟于唐人遥师晋意,此千古书法之要义也”。故翁方纲又有了《苏斋唐碑选》之作:精选五十碑,以为书家法式,而主意惟在欧阳,谓唐碑中只有欧阳询诸碑真正可信可师。欧阳之碑又以化度寺为楷则。翁方纲与稍后阮元都提出“尚碑”说,以改良一统天下“赵董风流”的秀美书风,而同为“尚碑”但本质上有着“势”与“法”的分野,即阮元力倡“北碑”尚魏晋南北朝之“势”,而翁方纲崇尚的是“唐碑”的“法”度谨严,书法史学者研究清代碑学往往有此误区,将“北碑”“唐碑”混为一体。

尽管阮元、包世臣力倡北碑,但阮元书法还是以“管阁体”为宗,包世臣则帖学为基,以运腕之笔参以孙过庭《书谱》。而真正的以自己的书法风格作为改良还是在钱泳以后的书家们。康有为在《书镜》中分析得十分中肯:“国朝书法凡有四变: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竞讲子昂;率更贵盛于嘉、道之间;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际。”

翁方纲书学观无疑是乾嘉时期书学津梁,其与当朝的刘墉梁同书、成亲王并称为“清四家”,书史上更将成亲王易换王文治,世称“翁、刘、梁、王”的“清四家”,成亲王受翁方纲影响师法欧阳询,而王文治更为翁氏门生。由于钱泳勒石刻碑之故,取法亦师唐人,书丹刻石必备鸿朗庄严而结构安详之态,其书风与当朝书学正脉是契合的。又因其与成亲王、王文治过从甚密,直接秉承的是翁方纲书学体系即尊唐碑、写经并精研汉隶。这一观点,钱泳在《履园丛话》卷九《碑帖》中多有论及。钱泳书法与金石之学亦颇为翁方纲所推许,只读翁为其《徵刻金石图序》即可知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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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翁方纲虽为书坛巨擘,其历史地位远逊于“身经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的一代文宗阮元,一是阮元著《南帖北碑论》力倡碑学的历史意义;再又阮元在清代经史、金石考据等方面影响声势。其实身为三朝阁老的阮元因毕沅的关系与钱泳而过从甚密,故钱泳亦能受到阮元的惠及。在金石学研究上,钱泳是承袭毕沅、阮元衣钵的。

二、以钱泳《记事珠》第一稿分析

钱泳《记事珠》笔记为经折装(因历代刊刻佛经道藏、古代奏折、书简常用此装裱形式以便折叠翻阅,又称折子装),整体拉册,前后楠木硬封,冯其庸先生题封。其纸质为典型的清代竹纸。每半页高25厘米,宽15.5厘米,半叶12至14行不等,每行29至36字。整部四册计28面,其中抄录沈复《浮生六记》占18面,约6200余字。其余皆为钱泳自撰《浮生六记》条目、《履园丛话》底稿及其他极具研究价值的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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