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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石仓源珍藏地契文书现身:浮出历史的锅底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14/6/5]
一代人之后,三弟其兴的四个儿子,每个人都建起了一栋自己的华丽大屋。梁上雕花繁复,院中盆景怡然。

致富的途径并不神秘,炼铁作坊的账本、买卖水闸的契约以及清政府发放的炼铁炉牌照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阙家人攒够了积蓄,买下了自己的炼铁炉。他们将山间含铁砂的泥土炼成或生或熟的铁材,通过水路运往温州,换来大笔财富。

而那些运到温州的铁,则被运货商们卖往当时中国工商业最为发达的江南一带。藏在群山中的石仓源,事实上是19世纪中国市场上充满活力的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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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仓的清代大屋,见证的是“一个工商家族的发家史”。

在看遍了清代围绕着石仓源的种种经济活动的记录之后,曹树基坚定了自己的信念,“这样对一个村庄透彻的研究,让我们对中国社会有了更深的认识。传统的中国乡村并不是一个我们想象中那样落后的地方,而是一个具有高度商业精神的契约社会。它的核心,是商业。”

乡村社会自有它的法则

如果你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的春天来到石仓源,你会见到一个繁忙的乡村。阙氏家族的大屋们初见规模,高高的马头墙上刷着雪白的墙粉与墨色的花纹,天井中的盆景尚未爬上青苔。

先民们沿溪而居,像如今一样,种植着粮食蔬菜。但在那时,还有十余个两米多高、形状就像倒扣花瓶的炼铁炉次第建造在山边。山上有工人们砍柴,制成木炭,供应给山边的各家炼铁炉;供砂户的工人们则沿着溪流上的十几道铁闸,淘洗泥土中的铁砂。而最多人聚集的月份要等到11月,那时候,汉子们在山边烧炭炼铁,“阙彤昌号”本炉的主人将不得不去山外买米。

为了方便运碳,炼铁炉多靠近山边,炉身用8到9圈铁箍加固,底部则有一个风箱口。

风箱是个一人高的圆柱形物体。现在,阙龙兴的家里还放着一个。他只消使劲儿拉几下,里面就“呼哧呼哧”地直出风。“真是奇了怪了”,尽管不是第一次试用,他还是忍不住这么说,“两百年的风箱怎么还这么好使?”

“奇怪了”是阙龙兴在谈起石仓时最常用的口头禅。他奇怪的是,乾隆年间观音庙梁上的字样,怎么还没褪色?大屋里据说混了糯米浇铸的地,怎么格纹还清晰可见(“现在浇的水泥地么,过个二三十年也要塌了呀”,他说)?而天井边石头盆景里的桃树,怎么好似长不大一样,至今还是一付袅袅婷婷的盆景样子?

在当年,没有人会为这些感到奇怪。人们起劲地用劳动换取更多财富与更好的生活,流传下来的一种说法是,当年阙天开名下的炼铁炉,大火三月不熄,要维持这样的场面,需要30多门炭窑的炭供他炼铁。

这不是一个靠农业来获得财富的村庄,而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属于工商业的村庄。

在嘉庆年间,炼铁带来的财富热潮已经将许多村民卷入。与阙彤昌同一时代,石仓村民周永时得到了村上一户姓张的人家转让的“炉照”,他与村里的另外几位街坊合股开了一家炼铁炉。两百多年后,读着合伙契约的曹树基发觉,这几个精明的村民集资所得的本金,除了投资炼铁,似乎还兼营金融业务:“每年每千加息贰佰文,日后生意或盈或亏,除本息外,照股均分。”

“我说‘商业的核心’是什么意思,你去村庄上看看,那些农民之间互相借款、向会社贷款之时,那一套市场的规则发挥得淋漓尽致,非常严谨。”

章毅研究了石仓契约中86张与会社有关的契约,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在石仓源,有宗族,亦有宗教,但当与商业相遇的时候,它们都服从于商业的规则,而不是凌驾于商业之上。

在曹树基看来,他与章毅领域不同的研究最后触摸到了乡村的同一块基石:工商业的规则。

为了说明自己的观点,曹树基提到有一回,他与团队到访了浙江一栋1520年左右建造的老宅,宅院“损的厉害,但是气魄仍在”,他记得章毅在宅院里四处转着,忽然感叹了一句:“明代中国的繁荣是在乡村。”

而清代难道不是如此吗?那时中国九成以上的GDP来自乡村,农村里的什么活动在支持着这样的发展呢?

“乡村繁荣的核心是什么?不是农业,这样的大宅子,背后一定是工商业的背景。我们的前辈从没像我们今天这样,对传统社会有过那么深的调查,有过那么深的了解:乡村的法则是契约,是商业;商人,实际是这里最活跃、最核心的群体。”

“现在再回头看费孝通的书,他在《江村经济》里感叹江村可以是一个工业化的村庄,他真是非常有眼光。那个时代,商人的活动,商人的价值观以及商人所塑造的社会的法则,都还在的。乡村社会不是一群老土、豪绅乱七八糟地在那里乱搞。我们看到的是,它的法则、财富的来源,社会构造的基础与框架,都是一个工商业的社会。这是我们的大的认识。”

“最后我们发现,石仓源没有独特性,它很中国,与我们研究的南方其他村庄没有太大差别,它就是一个中国村庄的缩影”,曹树基感叹道。

历史的定格与赓续

石仓最终在道光末年衰落,正如它的兴盛是中国市场的一环,它的衰落,同样伴随着道光末年全国性的经济萧条。

契约与账本被收进了樟木箱子和藤筐,藏到大屋的阁楼上,被人遗忘,并且等待着100多年以后的重见天日。阙氏的子子孙孙们在祖辈留下的房产中生活,历经一代代分家,到上世纪50年代初期,大屋中的人均居住面积不足3平方米。

在关于阙彤昌号的论文中,曹树基写道:“一个繁华的时代被永远地定格在嘉庆与道光年间。”

百余年中,石仓源安卧在历史的“锅底”,直到迎来探访的当代学者。

如今,这里宁静得就像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小山村,镇上紧锣密鼓地筹划着开发当地的旅游业。早已不开化肥店,转而收藏契约、装裱古画的阙龙兴,在种植蔬菜、杨梅与茶树之外,又开始琢磨办民宿的可能性。

尽管地处偏僻山村,石仓人却并不贫困——当地镇上的干部介绍,6000多人口的石仓源,有1000多人在外面做不锈钢生意,其中不乏“身家好几千万的大老板”。

“造‘鸟巢’的钢材就是我们石仓人提供的。”一位副镇长充满自豪地说,“这些说不定是因为他们阙家人有经商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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阙龙兴对这种说法不以为然,但他沉思了一会儿,说起石仓源从前一位地主的故事。

“那个地主嘛,是跟温州人做生意的,临解放前最后去了一趟温州,对方正准备逃难,见到他就说,不管怎样,不会欠你老兄的钱。这个地主就用麻袋装着最后一批货款回了石仓,连家门都没进,直接找地方把钱藏了起来。”

“所以谁都不知道他有这么一笔钱。后来他吃了不少苦头,据说全靠最后这笔钱,把家里的儿子们都养大了。”

“到改革开放,他已经很老了,咦,谁知道,又是他,在路边摆摊卖起了米粉,又赚了一笔,成了先富起来的那批人。你说卖米粉这样的事情谁不会做呢?却只有他想到了,不知这算不算‘基因的影响’?”

唯有一件事,大约能笃定是来自基因的影响。阙龙兴家附近的一座清代大宅,在大门背后的砖墙上留下了祖先的信息:每块砖上都有一个成年男子的手印。

“据说是他们造房子的时候亲手印上的。”阙龙兴一边对外来的客人做着介绍,一边好奇地伸出手抚摸着青砖。

越过200余年的光景,他的手与阙氏先人的手印近乎完美地吻合在了一起。

(原标题:浮出历史的“锅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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