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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书房家具之床与榻:承载风雅与斯文

[来源:《古典工艺家具》杂志]  [2014/6/11]
[img]uploadpic/20146/2014061132646071.jpg[/img]子川

[img]uploadpic/20146/2014061132647487.jpg[/img]北齐 杨子华《校书图》

[img]uploadpic/20146/2014061132650495.jpg[/img]南宋 《孝经图》

传统书房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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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与榻:承载风雅与斯文

——书房家具详解之六

文/子川  编辑/刘玲芳

子川,传统书房文化独立研究者。2012年出版专著《斯文在兹——中国传统书房文化与器物研究》。

核心提示>>>

榻与床同源,但造型有所不同。榻体狭长、矮小,地位略低,整体靠近地面,有如匍匐在地的样子。材料多用竹木,间或由石头雕制,用于室外园林小景。

床:人所坐卧曰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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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人对“床”的认识一般局限于卧室里的床,功能也仅限于休息。但在中国古代,床并非如此简单,在它所具备的综合功能里,尤其突出的是文化功能。古代的床尤其是传统的大床,曾经在文化活动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校勘文章、写诗作画、传道授业、讲经说法等文化活动,无不围绕着宽阔的大床进行;文献典籍、手卷册页、绘画图轴等文化经典,也时常摆放在床上,聚集起满床的风雅,因此将“床”归类于书房家具是毫无争议的。

大床是一种很宽大、可同时用于坐卧与文化活动的家具,中国古代早已有之。《诗经·小雅·斯干》中就有“乃生男子,载寝之床”的描述,《说文解字》中对床的解释为:“牀,安身之坐也。从木,片声。字亦作床。古闲居坐于牀,隐于几,不垂足,夜则寝,晨兴则敛枕簟。”意思是说,床是古人用来安放身体的器具,可坐可卧,十分方便。休闲时盘坐或跪坐在床上,身子倚于几,晚上亦在此就寝,早晨起来把枕头与席子收起即可。现在还使用大炕的北方农村等地,仍然保留着一种习俗,就是每天早上起床后,要把枕头、被子和褥子收起,露出褥子下的席子,平时活动如女子做针线活或者大伙吃饭等,就在席子上进行。古代的床,其主要特点就是床面宽大,有的设屏板或护栏,并逐渐演变为大型卧具如“架子床”或结构更为复杂的“拔步床”。床面较小的一般叫作榻,如唐代徐坚在其《初学记·器物部·床五》中引用汉代文献《通俗文》时写到:“床三尺五曰榻,板独坐为枰,八尺曰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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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的起源应为多重叠置的席子,在更早期的周朝,席子因使用者的身份不同而有材质和数量的区分,以“多重”为贵。如《礼记·礼器第十》记载:“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多层席子的叠加自然具备了一定的高度,于是逐渐演变成为木制的矮床。四川成都出土的汉代画像砖《讲学图》中绘有讲学的场景,其中主讲师就坐在稍高的台上,这种台子就是从席子演变为大床的过程中出现的“床”形象之一。

唐代敦煌壁画《维摩说法图》中,维摩诘所坐即为典型的唐代大床,李白也正是坐在这样的床上吟出了著名的诗篇《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此种床的样式在北齐杨子华的《校书图》中也有清晰的描绘,右侧还同时画有胡床,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马扎,两者可进行直观的对比。画中还描绘了很多器物如笔、纸、多足砚、古琴、杯盘等,书写、弹琴、校勘等文化活动都可以在大床上进行,可见床在书房文化活动中的重要性。根据绘画中大床的明确形象,可知床的四周没有倚靠,也没有扶手或遮挡,多安放在空间中的主要位置,重要人物坐在床上,其他人可以围着床或坐或立。辽宁省博物馆藏的南宋绘画《孝经图》中也描绘有众人围坐大床听讲的情景。

元代 刘贯道《消夏图》

由此可见,古代书房里的大床除了具有家具的基本功能之外,更是文人雅集之地,往往聚集了满床的斯文儒雅。当然,前提是书房内部一定要有足够的空间。元代刘贯道所作《消夏图》中也画有大床形象,这种样式一直延续到明清两代,后虽逐渐减少但并未消失,如清代禹之鼎所绘《王原祁艺菊图》中仍可见此种大床的形象,床上摆放着图书、册页、手卷等,在文人士子的心目中,床有时甚至代替了书架。

清代 禹之鼎《王原祁艺菊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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床外说床

一、具有“流动”气质的胡床

北齐杨子华《校书图》中,右侧绘有一人坐于“胡床”之上执笔批校文字。胡床也叫“交杌”,即现在常见的“小马扎”,如有靠背,则称为“交椅”。这种样式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太大的变化。胡床是由游牧民族传到中原的一种坐具,可以轻易合起,方便携带。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累了就支起胡床休息。胡床座面较窄,人平坐的高度基本固定,一般在膝盖上下。这种交叉结构的胡床要想获得较富裕的前后宽度有两种方式,要么降低整体高度,要么延长交叉腿足的长度,可腿足太长会使收拢后体积增大不便携带。

敦煌257窟北魏壁画上画有一张可容纳两个人并排而坐的“双人连坐交脚胡床”,也只是顺左右向延长,前后宽度还是与单人马扎一样。王世襄先生在其《山西民间家具三种》一文中谈到的三座长交椅,其样式就与敦煌壁画中双人连坐交脚胡床一脉相承。

大床和胡床源自于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理念,透露出的风格与气度也因此全然不同。胡床是一种临时坐具,具有游牧民族流动、时刻等待出行的气质。传入中原之后,胡床被改造成带靠背和扶手的交椅,同样为出行所用,这正是两种相异的坐具文化理念相互碰撞产生的结果。中原本就存在的大床则有着另一番气度,不急不躁、安然沉稳。这样的大床可以承载整个身心,其放松而随意的姿态与坐在马扎上有很大的区别,心态自然也就有所差异,可以说这样的床更能体现中国文化的精神和气度。

二、佛家不坐高广大床

佛家戒律中有一条“不坐高广大床”,所谓高广大床是指上述中原的大床。《阿含经》云:“床高一尺六寸,非高也;阔四尺,非广也;长八尺,非大也。但过此量者,名高广大床,不宜坐也。”明代高僧藕益大师的《沙弥十戒威仪录要》称:“床足高一尺六寸,坐时脚不挂空,过此量者,即名为高。但可容身转侧,过此即名为广,即高且广,即名为大,非出家人所宜坐卧也。”出家人不坐高广大床,是因为要约束、控制自身的行为和思想,以精进修行。高广大床可随意躺倒或歪斜,导致心神放纵,不能保持精进。唯有高矮大小适当的坐具,才有利于修行,因而佛家有此戒律。

三、托泥,床的特殊底足

中原大床因为床面宽阔,可以同时坐几个人,承受重量较大,若设四只单足,只有四个着力点,足之间的床板容易向下弯曲塌陷,四足也易陷入地面。因此,足的样式需要经过特别设计,使用四段略窄的木板同时着地,形成一个与床面平行的面,以此为足。这种样式就是后来所谓的“托泥”,许多家具都采用了此种形式的底足。

床的每个侧面都有壸门,越宽大的床,侧面开的壸门越多,如杨子华《校书图》中的大床,正面有四个壸门,壸门之间即为支撑。它的作用只是将重量分散到下面的托泥上,再经此分散到地面上,所以托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底足,这种结构对于大型底座的器物承重来说是非常合理的。托泥的使用还易于在地上找到合适的支点,容易放得平稳,尤其在室外,四条细腿不宜稳当,但一个平面就容易得多。大床的重量被分散到平面的许多点上,腿足承重不大,不易折断,是非常巧妙且合理的设计。

如果去掉足下的木板,只将中间的几个支撑作为腿足,直接承担床体重量,床的整体造型就会像多足虫一样滑稽,十分不雅。托泥使其构成一个整体,显得稳重大气,且功用具足。宋元时期这种做法虽未失传,但却出现了许多明显的错误,如一些带托泥的大床、圆凳、小型几案等,大多属于“足下安足”。也就是说,在腿足已经做好且整件器物已经很完整的情况下,额外再加上一个托泥,或者在托泥之下再添加小矮足,实为画蛇添足之举。

榻:长狭而卑曰榻

榻与床同源,但造型有所不同。汉代刘熙《释名·释床帐》中对“榻”是这样描述的:“人所坐卧曰床,床,装也,所以自装载也。长狭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小者曰独坐,主人无二独所坐也。”个中之意即榻体狭长、矮小,地位略低,整体靠近地面,有如匍匐在地的样子。材料多用竹木,间或由石头雕制,用于室外园林小景。独坐小榻称为“枰”,因其榻面小,仅能坐一人,故亦称“独坐”。

河南郸城出土的西汉石榻,高19厘米,长87.5厘米,宽72厘米,榻面上刻有铭文:“汉故博士常山大傅王君坐榻”。从其高度、大小上判断,当属独坐小榻。另有“合榻”,就是可以同时坐两人的双人榻,也可以将两张独坐合起来并称为一个合榻。河南灵宝张湾汉墓出土的陶榻,即为双人榻的实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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