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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高安元代窖藏的神秘面纱

[来源:艺术中国]  [2014/6/16]
摘要:高安元代窖藏自发现至今,仍属国内外专家关注的热点。究其原因当属窖藏出土的青花釉里红瓷器其数量之多、品质之精、造型之众、器型之硕大令世人瞩目。窖藏发现30余年来,虽先前的窖藏研究对主人早有定论,然而随着近来对其出土器物研究的不断深入,有关主人及身份出现的诸多疑点也逐渐显露。此次对窖藏主人的再研究,是在剖析窖藏器物的文化属性、使用功能基础上,以高安明正德《瑞州府志》之所载的、元代瑞州路与之有关的史料为佐证,再结合《元史》中的相关记载进行了比较分析,从而推论出窖藏主人及其身份。在现有条件下,该文最大限度地还原了窖藏主人的真实面目及其埋藏时间等诸多与窖藏有关的历史信息。

刘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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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高安市博物馆研究员

1980年11月29日,在高安城南(原江西第二电机厂)一基建工地发现大型窖藏,随后共整理出251件文物(含残破件,见表1),瓷器244件,涵盖元代4个窑口7个类型的瓷器,另7件为青铜铁器。其中,大量元代青花及瓷器之精为世人称奇。然而,该窖藏主人的真实身份是研究这批窖藏始终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也是从出土至今一直困扰我们的一个重大难题。

表1  窖藏出土器物数量一览表

窑 口 种 类 数量(件 )

景德镇窑 元青花 19

釉里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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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白釉 9(含残件)

卵白釉 40(含残件)

龙泉窑 青釉瓷 168(含残件)

钧窑 青釉瓷 3(含残件)

磁州窑 低温绿釉瓷 1

青铜铁器 青铜器 7(含残件)

合计 8 251

一、原窖藏主人认定之疑误

在关于高安元代窖藏主人这个问题上,它与国内发现的元代同类型瓷器窖藏有着惊人的雷同:窖内均未发现可用来证明主人及其身份的窖劵。

《江西文物》于1990年第2期刊发了高安县博物馆刘裕黑、熊琳二位先生的文章《关于高安元瓷窖藏的几个问题》[1]。文中以明正德《瑞州府志·人物志》为主要线索,将元驸马都尉伍兴甫、伍良臣父子二人认定为该窖藏的主人。

近来,从查阅高安明正德《瑞州府志》及《伍氏宗谱》表明,该主人的认定无法与窖藏器物相衔接,存在诸多疑点。现将1990年《江西文物》第2期刊发的刘裕黑、熊琳二位先生《关于高安元瓷窖藏的几个问题》中对窖藏主人的推测,与有关史料记载相对照,剖析出该认定存在的疑点。

1.原主人认定疑点之一

《关于高安元瓷窖藏的几个问题》(以下称《几个问题》)一文中将高安元代驸马都尉及其子认定为窖藏主人的原观点:“查明正德《瑞州府志·人物志》,有这样的记载‘伍兴甫,元驸马都尉,高安人。……清同治《高安县志·人物志》记载,伍良臣,字云从,元驸马都尉、兴甫之子……壮游京师道,不谐于俗。后辟为临江经历,八十日即弃去……’可以推断伍兴甫于元代中期在元大都宫室为官,伍良臣于元代晚期壮游京师道。父子二人为官之时与瓷器年代相吻合。”

现查《伍氏宗谱》载[2]:“兴甫:字兴甫,号乐泉。宋咸淳二年(1266年)丙寅生,尚世祖公主名也先忽都官。驸马都尉,延祐三年(1316年)丙辰,钦除拔都儿民户总管松滋府事。敕,扈驾南伐,其在官事迹俱详《传》并《柳文肃公墓名》。卒于元泰定二年(1325年)乙丑,葬于临川十五都招贤乡白竹坑祖茔。”

据以上《伍氏宗谱》的记载:伍兴甫,字兴甫,号乐泉。生于宋咸淳二年(1266年),娶元世祖忽必烈之女也先忽都官为妻。延祐三年(1316年)朝廷钦命驸马都尉伍兴甫为松滋府(今湖北省松滋市)总管。世祖忽必烈在位期间,伍兴甫护驾皇帝南伐。元泰定二年(1325年)59岁伍兴甫病逝,葬于当时的临川(今江西抚州临川)十五都招贤乡白竹坑祖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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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几个问题》引用伍氏父子为窖藏主人理由不充分,其经历也只能说明伍兴甫为元朝世祖皇帝忽必烈在位时期的女婿。忽必烈在位35年(1260-1295年),元贞元年(1295年)大德皇帝铁木耳即位。也就是说伍兴甫其驸马都尉的显赫身份是忽必烈在位的时期。从元贞元年(1295年)大德皇帝铁木耳即位至泰定二年(1325年)的30年间,伍兴甫不再是当朝驸马。况且延祐三年(1316年)之后他已离开皇宫为松滋府总管任用。从目前研究表明,这一时期高安窖藏中的青花及釉里红等大部分器物应还没有烧造生产。所以,文中将窖藏器物与伍兴甫的驸马都尉身份相连接,存在30年的时间差。

至于记载其子元末“壮游京师道,不谐于俗。后辟为临江经历,八十日即弃去”的记载。那也只能说明其曾在京城有过找亲访友的经历,不能作为与其父共为窖藏主人的证据。何况伍良臣元晚期在临江路(今江西省樟树市临江镇)只为一小吏(经历,元代八品官衔),且仅80日即辞官归隐。故以“父子二人为官之时与瓷器年代相吻合”的结论,是与器物烧造的时间存有误的。

2.原主人认定疑点之二

《几个问题》一文中又谈到:“元代有关于龙爪数的规定,《元史·顺帝纪》记载至元二年(1336年)夏四月丁亥的禁令‘禁服麒麟、鸾凤、白兔、灵芝、双角五爪龙、八龙、九龙、万寿、福寿字、赭黄等服。’上有明确禁止民间使用五爪龙的记载。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批器物中,有9件胎骨极薄的卵白釉印花五爪行龙纹高足杯。这种五爪龙纹的器物当然不是一般民间所能使用的,应是当时的官用瓷或皇宫用瓷。”[3]

我们从高安窖藏出土的龙纹瓷器看,分别为元代青花梅瓶、青花荷叶盖罐、青花兽耳盖罐、元釉里红蟠螭龙高足转杯、龙泉窑龙纹大盘及卵白釉高足杯等。除9件卵白釉高足杯为五爪龙之外,窖藏的青花、釉里红、卵白釉、龙泉青釉瓷器上的龙纹均反映有四爪或三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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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未发现有直接证据表明或史料明确记载“元代曾在景德镇烧制青花、釉里红为皇宫御用贡器”,况且高安窖藏出土的青花龙纹饰均为三爪或四爪。如将烧有三爪或四爪龙纹瓷器送入皇宫,岂不犯有欺君之罪?又若将9件(卵白釉高足杯)印有五爪龙纹的瓷器为地方官员所用,那不又犯有忤逆之罪?

因此,《几个问题》以龙纹定“官用瓷或皇宫用瓷”的理论,在高安窖藏器物中存在等级与制度上的紊乱,故窖藏器物应与驸马都尉伍兴甫、伍良臣父子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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