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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儒学的教师

[作者:吴宣德]  [2007/8/1]
题记:本文由吴宣德先生节录自其著作《中国教育制度通史》第四卷第三章,但删除了资料出处的全部注释。对于教师的考核,历来就有一些制度,其中量化似乎也总是被关注。本文简单介绍了明政府对地方儒学教师考核的基本方式,从中似乎也可以窥见单纯的量化考核对教育质量的不良影响。

国学相比,明代儒学的教师大部分都不属于有官品的官员。这一点,也多少显示了儒学与国学在国家政治体系中地位的高低。但是,泛及全国的儒学,使得儒学教师的队伍相当庞大,这一点,却又是国学所望尘莫及的。由于人数的众多,而儒学教师的质量又往往关乎儒学的教育质量,因此,对于儒学教师的选用、管理等方面,明代中央政府一直给予了相当高的重视。

一、教师的选用

有关儒学教师的选用,其基本的要求,依然是入选者必须在德行和知识方面合乎为人师表的要求。由于学校类型的不同,教师的数量并不完全一样;而教学内容的不同,也使得相应科目的教学对教师的知识要求也有所差异。

(一)教师的人数与分工

明代儒学的教师人数,因府、州、县学的行政级别差异而有所不同。根据洪武二年设立儒学的命令,一般府学设教授1人、训导4人,州学设学正1人、训导3人,县学设教谕1人,训导2人。其中应天府和后来的顺天府学,因属于京学,所以训导比一般府学多了2人。至于其他类型的学校,其教师人数则有比较大的差异。如辽东都指挥使司儒学设教授1人、训导4人,与府学同。而辽东金、复、海、盖四州儒学,设学正1人、训导4人,其训导人数就较一般州学为多。但是,由于教授是属于府学的教官,学正、教谕分别是属于州、县学的教官,因此,凡是设立相应名目的教官的学校,无论训导的人数多少,其学校在行政级别上都应该相同。这种区分,对它们各自的岁贡人数有着直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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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原则上对各类学校的教师数量都有所限定,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一些地方儒学并没有按照相应的学校类型去选用教师。正统六年,由于直隶保安州邻近边疆,居民稀少,乃减儒学训导1人,而将生员并为两斋,岁贡依县学例。自此之后,因战争、经济以及人口等方面的问题,明中央政府在裁减各部门人员的同时,也将各地儒学的教师人数进行裁减。由于教授、学正、教谕为各类学校的主要教官,不便裁减,所以通常裁减的是训导。

附带说及,《明史·选举一》称天下府州县卫所儒学的教官共4200余员,这个数字代表何一朝代的教官数量,不得而知。根据我们的统计,明末全国各类儒学,如果教师都满员的话,所需数量大约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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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表,如果《明史》所载的教官数为明末全国儒学的教师总数,那么当时的儒学除主要教官(教授、学正、教谕)全设外,即便按一学一个训导计,也只有80%的儒学设立了训导。

虽然同属于儒学的教师,但教授、学正、教谕为相应儒学的主要负责人,训导辅佐教官从事教学,是比较纯粹的教师。按照洪武二年立学格式中的规定,教授、学正、教谕负责儒学中最重要的课程――经史――的教学,而训导则负责各科的教学。

(二)教师的选用、试职和实授

明代对儒学教师的选用,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洪武二年,规定儒学教授、学正、教谕,由各处守令选择有才德、学问并通晓时务的儒士担任。而训导,则教习礼、律、写字的,于有学行、通晓律令、谙习古今典礼、会书法的儒士中选取;教习乐、数、射的,于知音律、会射弓弩算法的儒士中选取。洪武十四年三月,朱元璋又命郡县访求明经老成儒士为儒学训导。这些规定和做法,都表明了明中央政府对选用儒学教师的基本主张。

洪武十五年十月,朱元璋在给礼部官员的敕谕中,重申了选拔儒学教师的重要性。按照他的看法,教师若非老成笃学之士,均不适合担任。为此,他命令按察司对儒学教官精加考选,凡不通经术的,送吏部别用;而凡是通经术、能文章却沉没于下僚的,则将其姓名上闻。洪武十八年六月,令会试下第举人全部授予学正、教谕。在给这批人的敕谕中,朱元璋强调了教师的教学技巧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以及教师自身职业修养的重要:

教学之方,非求速成。譬之为层台者必基于蒉土,行千里者必始于跬步,但当勉其勤力,循序渐进,自有其效耳。若急遽苟且,未得于此,而即求于彼,非但学者无益,尔亦徒劳矣。且尔等年方壮盛,虽职在教人,尤当自修。自修之道,又当常存谦抑,不可自满。即如工人习技,常见己不若人,则所习益高;常见人不若己,则所习益下矣。

从这些要求中我们可以看出,有关儒学教师的选用要求,基本上包括三个方面,即德行、经术和教法的掌握程度。

不过,明代儒学在教师选用上,也还是经历了一些变化的。洪武二十六年,以监生年30以上、能文章者授教谕等官;训导有缺,则以举人、考中监生以及通经儒士选用。洪武三十一年,由于天下学官多不在本籍授官,所以语言不通,难于讲授,朱元璋命令吏部全部将他们改授附近郡县儒学任职。正统八年,令科举取中副榜举人限年龄达到30岁者方予授教官。这些要求,都比较看重选任儒学教师的人的学力水平和适应教学的能力,应该说,还是有其合理性的。

虽然有如是要求,但并不等于教师的选用都能达到标准。洪熙元年十月,浙江布政司右参议戴同吉在上言中,就批评当时的教师“多记诵之学,经不能明,身不能正”,以致“生徒仿效而不敢责,有所问辨而不能对”,而建议考察教官之无学行者罢黜之。到景泰元年,明中央政府又令岁贡生员愿意就选教职的,经翰林院考试合格后,授以教谕、训导。但岁贡生员由于学问疏浅,实际上并不适合担任教职。故景泰四年八月,工科给事中徐廷章上言,即称“今校官多岁贡监生及山林儒士,素无深长学问,辄为人师,授经且句读不明,问难则汗颜无对”,就表达了对岁贡生和山林儒士担任教职的不信任。天顺元年巡按陕西监察御史钱琎、成化元年巡按湖广左佥都御史王俭也在奏疏中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也都要求在会试副榜举人中选取教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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