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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苓教育思想初探

[作者:孙希磊]  [2007/8/1]
[内容简介]张伯苓是南开大学的创办人,因亲历西方列强侵占中国领土和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决心教育救国。先后创办私立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子中学和南开小学、重庆南渝中学。张伯苓始终坚持爱国主义办学思想和实践,强调德、智、体、美四育并进,手订“允公允能,日新月异”校训,教育学生“尽心为公,努力增能”,培养爱国为公、服务社会的人才。反对照搬欧美教育制度,主张结合实际,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教育模式作出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    南开学校    “允公允能”      教育救国

张伯苓先生(1876—1951), 名寿春,以字行,是我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他从青年时代起就立志把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我国的近代教育事业,在近半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中,先后创办了包括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重庆南开中学以及经济、应用化学研究所在内的完整、系统的近代教育(科研)体系。他担任南开校长凡四十余年,不仅独创性地探索出中国近代私立教育办学的成功之路,而且还在近代教育史上,颇具匠心地提出了一整套适合于当时中国国情的教育思想、教育方针和教育方法,成效显著。其中,他经过多年的总结和思考,为南开大学制定“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著名校训,尤为影响深远。因为如此,使“南开学校”得以发展,并逐渐形成其优良的校风。早在三十年代,就已经声名远扬了,成为中外各界人士交口赞誉的著名私立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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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成功范例的背后,其实蕴涵着张伯苓先生十分丰富而又深刻的教育理念和孜孜不倦的教育家精神。更为重要的是,他的所有教育理念和因此产生的所有办学经历,实际上是在试图解决一个最重要的时代性主题,这就是“如何改造中国的国民性”问题。采取哪些行之有效的教育手段来改造中国人在精神上、身体上、乃至思维方式上的种种传统陋习,使之能够适应世界潮流的迅速变化,和世界进步文明有机的融合起来,使中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这是张伯苓先生终生从事于教育事业并为之奋斗到底的重要缘由。这就更加显示出他的教育人生的崇高和教育思想的深邃。下面,仅就其中几个方面略作初探。

(一)张伯苓极不平凡的办学生涯──从私塾到西式中学堂再到私立大学

中国近代史上的无数英雄豪杰为挽救民族危亡,积极探索救国图存之道。其中,一些有识者认为,中国之所以积贫积弱,屡遭列强的欺辱,主要原因是民众没有受到科学技术的教育,民族文化素质低,只有借鉴西方国家的经验,发展中国新式教育,培养人才,提高国民素质,才是最终走向强国之路的根本途径。严复、梁启超、蔡元培、胡适等人都是代表者,张伯苓也是其中的重要一员。

像所有中国近代舞台上涌现出来的仁人志士的生存境遇一样,张伯苓也是在中华民族灾难日益深重、饱尝西方列强肆无忌惮的侵略之危难时刻,在不断受到民族频临灭亡的强烈刺激的时代背景下,毅然决然地作出了人生当中最重要的选择。即走“教育救国”的道路。令张伯苓永生难忘的一幕民族惨败的悲剧,最终促使他走上了这条义无反顾的救国之路:甲午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开始了以强租“租借地”为形式的宰割中国领土的狂潮,1897年,当俄国占领旅顺以后,英国决定占领威海卫,在此之前,日本已经利用中日甲午战争之机,拥有了在威海卫的驻兵权,以要挟清政府偿付战争赔款。软弱的清王朝竟然答应英国的要求,应诺英国:等日本一旦撤兵,威海卫立即“租借”大英帝国!1898年,刚刚从北洋水师学堂毕业、正在“通济”轮上服役的张伯苓亲眼目睹了日、中、英三个国际地位截然不同的国家象征----国旗在一天之内的轮番降升!那次的奇耻大辱深深震撼了他,于是毅然中断了海军生涯,发誓献身教育的“自强之路”。他痛苦地回忆道“其时苓适毕业于北洋水师学堂,在通济轮上服务,亲身参与其事。目睹国帜三易┉┉,悲愤填胸,深受刺戟!念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及苓将终身从事教育之救国志愿,即肇始与此时”。⑴他清楚地看到“国事日非,外侮频亟”,面对“千钧一发之秋”的严峻形势,他认为“要救中国非从教育入手不可”。⑵并指出,“眼看列强要瓜分中国,于是立志要救中国,也可以说自不量力。本着匹夫有责之意,要救国,救法是教育。救国须改造中国,改造中国先改造人”。⑶于是,张伯苓决定弃武从文。1898年11月,应天津名绅严修的聘请,在严氏家塾任教师,教授英文、算学、理化等“西学”课程。完成了从“海军军官”到“新学教师”的社会角色的转变。从此,他与严修合作,共同创出了一番宏伟的事业,开始了漫长而又艰辛的教育历程。

张伯苓在开创教育的过程中,除了基于挽救民族危机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同样对他的人生道路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严修所发挥的积极作用。特别是南开学校的初创时期,严修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严修(1860---1929),字范孙,是清末赞成变法维新的天津士绅。虽曾任清朝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等职,但他似乎并不留恋官场,却更热心于教育。1897年,严修上《奏请设经济专科摺》,提出改革科举制,开设经济特科,以广求人才。戊戌变法失败后,乞假归里。他大力提倡新教育,延聘张伯苓到自己家里为自家子侄授课,教以“西学”,名为严馆,开风气之先。这个看似像封建社会颇为普遍的“私塾”家馆,却奠定了后来赫赫有名的南开学校的最初基础,而张伯苓也受到严修的器重。在清末的“新政”中,他俨然成为天津教育界的领袖人物,并先后在直隶学务处和清学部中担任要职,卓有政绩。天津所兴办的近代新式学校,与他的努力有直接的关系。1903年,他率先联合林墨青、大盐商卞氏等社会名流,创设天津私立第一、第二两所小学堂,开民办小学堂的先河;又创设劝学所,废置城隍庙改办教育,创办官立男小学十六所、女小学十一所。陆续开办天津师范学堂、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北洋政法学堂、直隶高等工艺学堂等新式学校。⑷他还是南开大学的创办人,被尊为南开“校父”。1898年,他除了创建严氏家馆,又办严氏女塾,时人称其为天津“女学振兴之起点”。1904年在严家的一所小偏院里,张严二人共同创办了私立“敬业中学堂”,1907年又在天津“南开洼”的地方,得到天津著名士绅郑菊如捐助的土地,在此建筑新校舍,改名为“南开中学堂”。1912年又改名为“南开学校”。他非常重视对学生的品德修养的教育,亲自为南开题写“容止格言”。⑸民国成立后,他与张伯苓一起动员社会集资捐助,先后成立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和南开小学,到二十年代末南开教育形成了从大学到小学的完整系列学府。为了建立一所高水准的南开大学,严修亲自去美国考察教育。1918年末回国后,他即奔走各地筹集办学经费,他还率先垂范为南开大学捐款、捐地、捐赠图书。1919年他捐赠购书款2千美元、中文图书共30余种数百册,1922年捐赠土地近6亩,1924年又捐图书典籍数十种,为南开大学的早期发展提供了物质支持。对严修的知遇之恩和鼎立相助之举动,张伯苓始终如一地牢记于心。他感慨道:“真万幸,遇到严先生,让我去教家塾。严先生之清与明,给我极大的教训。严先生做事勇,而又    不慌不忙。有人说,旁人读书读到手上来了,能写能作,或是读到嘴上来了,能背能说,而严先生读书,真正见诸实行。我们称赞人往往说某某是今之圣人,严先生可以说是今之圣人。他那道德之高,而不露痕迹,未尝以为自是好人,总把自己当学生。-----我们学校真幸会由严先生发起,我个人真万幸,在严先生指导下作事。” ⑹张严之间非常默契的兴教办学之路,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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