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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下湖南士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

[作者:易惠莉]  [来源:《学术月刊》2006年5期]  [2007/8/1]
科举制下湖南士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

————以同治年间长沙士子杨恩寿为个案考察

内容摘要 科举对士子的人格和精神的塑造过程,不但是士子个人的自我异化——丧失普遍的社会道德,也是体制的自我异化——培植出一批对体制缺乏忠诚感的体制内人。因此呈现于晚清历史画卷上的庞大的科举队伍,包括不同等级的科举成功者,在清政权逐渐衰亡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保持了所谓清醒的“智者”的选择立场,鲜见为该政权的生存作出卓绝努力并直至献身的志士仁人。更有甚者,他们成为地方社会动荡的重要制造者。如清政权的最终崩溃,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南方科举知识分子整体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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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士人杨恩寿(1835—1891,字鹤俦,号鹏海)系典型的科举士人,他十七岁始应童试,二十一岁得秀才,二十五岁得优贡,经过六次乡试三十七岁中举,四十一岁第一次参加会试失败后,从此放弃科举,以作幕宾和著述渡过余生。杨恩寿一生著述颇富,有《坦园丛书》十四种问世,多为戏曲、传奇。另外,他还有未刊十册内容丰富的《坦园日记》留下来,日记始自同治元年(1862),止于同治九年(1870),1记录了作者此期的科举生活及其相关方面。恩寿与湖南著名士人郭嵩焘、王先谦、王闿运等人均交往数十年,与湘军人物曾国荃、李元度等人亦有不疏的交往,因此日记在反映同治年间长沙士人的生活和精神状况方面,以及反映该期湖南地方社会状况方面,有极高的社会史、文化史的史料价值。通过对日记提供的南方内地城市士人生活样本的研究,有助于我们建立以下观点:第一、举国一体的科举体制是超越地域文化、学术传统及民风的现实存在,它对士人生活和精神状态的影响力居于绝对优势地位。第二、科举制度建构了政权与士人之间控制——依赖的关系,广大士人通过科举被纳入现政权体制内知识分子队伍,而科举制度对士人的控制效率与其为士人提供的成功机率为正比,士人对科举成功的期望则与科举制度提供的成功机遇之间张力的适度维持,是双方控制——依赖关系得以延续的基础。第三、传统社会予“士为四民之首”的崇位,并寄以“士志于道”的期许,而“志道”被社会期许的理想性与“入仕”个人目标的现实性之间的固有紧张关系的调适,也取决于士人对科举成功的期望与科举制度提供的成功机遇之间的张力。近代之前,中国长期存在人口增长背景下科举队伍基数扩大导致成功机率的持续下降,形成科举对士人的控制效率和士人道德自律水平同步下降的社会政治危机。进入近代后,这种危机非但未找到解决的办法,它还在有新的非传统性的因素介入下继续发展演变。《坦园日记》作为一份同治年间士子科举生活的实录,在反映危机的传统性、深刻性方面颇具价值。

本文的研究将主要依据《坦园日记》而展开。2

一、恩寿的家世和父兄

《坦园日记》仅是杨恩寿28岁至36岁的日记,且以记录个人文事和社会活动为主,关于作者早年(道光、咸丰年间)的生活情况,只能凭借日记中追忆往事的文字为线索加以整理。而对作者家世和家庭状况的了解,更只能依据日记中涉及家族生活的文字与县志、省志中的记载。因为,家世背景对于士子的科举生活至关重要,这里必须首先对其家世展开研究。

杨氏家族祖居地在长沙城东六十里左右名“山市”的地方,至早在恩寿曾祖杨正启一辈就迁居长沙城内。3有两条资料表明杨氏家族居长沙以经商为本业,且在同光年间甚发达。4其一,同治六年(1867)六月二十九日,恩寿日记载:“吾家契买西长街铺面房屋两栋”,“是日兑价”。5同治年中期湘军官员衣锦还乡,纷纷在长沙营建私宅,致长沙地价骤长。6在如此背景下一举购得市内铺面房屋两栋,既可见其时杨氏家族的财力,也可见其由经验而致的商业魄力。其二,光绪七年(1881)八月初四日,郭嵩焘日记载:“画眉冲杨氏祖茔,则杨鹏海家发冢也,气局更较大”。7光绪五年郭嵩焘自英法公使任提前引退,归国后隐居长沙。因其长期耿耿于同治年以来包括丧子在内的公私两方面的多难遭际,受转运愿望驱动,再度陷入寻求家族营葬吉地的迷津。8他在地师、友好的陪同下频频赴长沙周边地方看山脉地势,因此日记中留下上述关于杨氏家族先祖营葬地的文字。无论是郭嵩焘本人的观感或是地师的评说,“杨鹏海家发冢也,气局更较大”一说,必有杨氏家族当时在长沙的发展引人瞩目的现实背景。而长沙社会关于杨氏家族的成功印象应该主要得自其商业经营领域,而非科举仕途的领域。因为在科举仕途领域,该家族并无特别炫世的成功。

恩寿系杨氏家族在科举仕途领域成绩最著者,在光绪年间是拥有“运同衔湖北知府”衔的举人。9恩寿六兄彤寿(1823—1877,字麓生),在咸丰年间湘军的活动中“历尽戎行”,于同治年“保举文职”,先后任广西阳朔、北流、宣化等县知县,并“为父母亲请得二品封典,并貤赠曾祖父母”。10从恩寿父杨白元(?—1878)晚年因子而得封典的事实看,他本人在科举或仕途方面似无可观的成绩。恩寿所谓“家君任校官,垂三十年”一说,则是关于其父受聘于知县、知府等地方官员为塾师,并兼及县学、府学襄校试卷事务的游幕经历。11道光年晚期,杨白元的幕主系“师事姚鼐,受古文法,称高第弟子”的湖南衡州府通判何彤文,并任其子弟的塾师。12此亦足以说明杨白元的学识水准。恩寿“自幼侍亲秉铎宦游”,直至道光二十九年(1849)前后自衡州“归家”。因此恩寿早期习儒包括从事科举的前期训练,均得其父的亲手调教。13

二、咸丰年间恩寿的科举生活

恩寿离衡州时曾作“何年重到此,今日且归家”的豪言,显示此度“归家”意义的非同寻常。另外他自述早期科举生活的长诗,开端之句谓:“道光纪元岁庚戌,我生匆匆年十七;城南老屋方读书,半堵土墙支陋室”。可以理解其“归家”之际的豪情是因“始应童试”而发。14恩寿的科举生活开始两年,长沙遭逢太平军战乱的冲击。咸丰二年(1852)六月,太平军突破清军湘桂河防席卷湘南,并于七月下旬兵临长沙城下,因久攻长沙不下,于十一月弃长沙而北上。湖南全省的战乱自然致该年壬子科乡试无法举办,影响也波及咸丰五年乙卯科乡试不能举办。对于象恩寿这样已经参与科举又尚无任何功名的年轻人而言,短暂的围城动乱以及科举考试暂时的中断是不足以扰动其既定人生行程的。而咸丰四年长沙有新建求忠书院的动议,并付诸筹建。可见战乱在某种程度上强化了社会对科举及教育的政治功能的期望。长沙除乡试外的各级考试及时恢复,咸丰四年恩寿获得科举最初的突破——获秀才进县学。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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