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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下湖南士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

[作者:易惠莉]  [来源:《学术月刊》2006年5期]  [2007/8/1]
仅凭《坦园日记》的文字,要了解恩寿早年习儒及咸丰年间的科举生活显然有所不足。恩寿后来关系密切的友人王先谦的年谱有谱主本人和兄长的习儒及科举经历的大事纪要,这里借用补充作恩寿相关经历的背景资料。王先谦(1842—1918,字益吾)长沙人,年少恩寿七岁。先谦之父业儒,并以授徒维持家计。先谦年四岁“始入家塾”,从长兄先和(1829—1853)习儒,长兄去世后又从二兄先惠(?—1857,字敬吾)学。咸丰四年,先谦年十三“始应童试”,而先惠则“以府试冠军入县学”。五年,先谦“从县学生林子静先生树荣学”;六年,先谦“从黄翰仙先生锡涛学”,而先惠则于此年“补廪膳生”。七年,先谦“应县、府试皆前列”,“院试入县学第十二名”,该年湖南补壬子、乙卯科乡试,先谦、先惠同赴乡试,先谦“荐未售”,列名副榜贡生;先惠“闱前染疾,出闱九日而卒”。八年,先谦应戊午科乡试“未售”,受父命在家授读其弟先恭(字礼吾)。九年,先谦岁试一等第五名,补廪膳生。十年,先谦科试一等第八名。十一年,先谦父亡,先谦因“家徒壁立……糊口无资,不得已于六月赴湖北”,入湘军水师“司书记”。16

一般而言,家庭外的因素对于士子科举生活的干扰是较小的,子弟是否从事科举,主要取决于家庭对自身承担科举全过程成本的能力的评价,以及对子弟科举能否成功的潜能的评价。因此,尽管咸丰年间全国包括湖南地方不断的政局动乱,王先谦直至其兄、父相继去世,他必须担当起维持家计的责任时才游幕军营,而科举也才暂时退居他生活的次要位置。其时王先谦年届二十,并早在三年前已娶妻成家。士子科举生活受家庭变故的干扰,这乃传统社会中常见事例。另外,王先谦的经历也说明咸丰年间湘军的兴起固然令湖南士子多了一条投笔从戎的入仕捷径,但军营、战场毕竟为畏途,非迫于生计士子难作此种选择。恩寿的另一名年长三岁的友人王闿运(1832—1916,字壬秋)湘潭人,年十八肄业长沙城南书院,年十九得秀才入学——时在道光三十年(1850)。后曾国藩创办湘军,闿运性之所至跃跃欲试,所谓“是时曾侍郎年四十四,余年二十三,初入学,上谒論事,辄自专”。17尽管此后闿运仍屡有投笔从戎的冲动,但终均未见结果,后于咸丰七年乡试中举,咸丰九年赴京会试。其谋取仕途的期待仍然落实在常态化的科举考试之中。18

恩寿的家境自然优于王先谦,而其科举成功的潜力当也不逊于王先谦、王闿运二氏。更何况咸丰年间恩寿家已有“从戎曾橐笔,捧檄为娱亲”的六兄彤寿了。19家庭环境和个人性情、身体条件均令恩寿安心从事科举,且自入学后“微名自兹起,声价增十倍”的学习状态也激起他更强的成功欲望和自信。20关于咸丰年间的科举生活,恩寿日后的记忆充溢着温馨而欢乐的主调,这与他在各类考试中出类拔萃有关。其中最令他得意者是咸丰六、七两年间的经验。咸丰五年(1855)八月,浙江人张金镛(道光二十一年榜眼)出任湖南学政,他的莅任为湖南地方科举的全面恢复注入了动力,长沙各级科举考试得以正常举办。因张金镛督学湖南“待士甚宽”,士绅社会口碑极佳。郭嵩焘好友朱克敬籍甘肃,咸丰年间任官湖南龙山县,解任后长期留寓长沙,在湖南士绅界甚有影响,他作为旁观者评说张金镛督学湖南事迹:

张金镛督学湖南,奖诱后辈特勤,才思稍异,即召至后堂,赐酒食笔墨,劝之勤学。放黜者有佳句,辄标举之。一时才俊争愤于学。至今儒生谈海门先生故事,辄欷歔感叹。21

曾得提携的士子本人更津津乐道,如王闿运就曾称“平湖张侍讲提学湖南,弘奖知名之士十数人,有武陵蔡子纯、溆浦严咸、湘潭蔡毓春”。22恩寿则是在咸丰六年岁试后应邀出席试院“怀清堂”诗会,以诗才得张金镛赏识。张氏“称王(闿运)、杨(恩寿)、嵇(月生)、蔡(毓春)为‘四子’”,比作初唐诗坛四杰。23得学政如此的推举,对提高社会知名度的意义非同寻常,咸丰年间恩寿在全省高才士子之列当属无疑。

壬子、乙卯连续两届乡试中止后,咸丰六、七年岁、科两试的举办带动湖南省内士子热烈的交往活动,张金镛在其中的组织、推介作用甚为重要。见《坦园日记》所载情节:

丁已(咸丰七年,1857)之秋,张海门学使师招致怀清堂,时甫按试常澧归,盛夸安福黄生道让、武陵蔡君子纯之才,并出试卷见示,遂识二君之名,久未得晤。24

科举士子们通过这种交往活动相互缔结起学缘关系。这种关系其价值的重要性,在同治六年(1867)恩寿借重当年“同是受知”于张金镛的学缘步入长沙上层政界及士绅界之际有集中的体现。也正是在那样的情势下,恩寿格外有“回首师门感最长”的感想。25得张金镛推举的士子包括恩寿在内,均系同光年间湖南的有名士绅,其中王闿运、严咸、黄道让(字岐农)、蔡子纯(字吉六)诸人在咸丰七年补行的壬子、乙卯科乡试中举。恩寿虽没有这般幸运,但他参与乡试的早期经验还是堪可告慰,并令他对科举前程充满希望。他于“丁已年(咸丰七年,1857)初次观光,即鼎荐”;而戊午科(咸丰八年,1858)则以“贡优行第一”得优贡。26就恩寿早期的科举经历而言:年十七(1850)“始应童试”,二十一(1854)得秀才入县学,二十四(1857)首度入乡试,二十五(1858)二度入乡试获优贡,这般经历不但在同期从事科举的学友中堪称顺畅,即便与王闿运、王先谦等成功者相比亦无太多逊色。同治年初,恩寿关于咸丰年间科举生活的记忆均不乏成功者的心态。如有关此期考场经历,他有诗回忆:“曾记城南选胜场,冰纨借得箧中藏。桃花扇底春如许,摇向风前影亦香。”27对考试有如此温馨美好之记忆,实是恩寿对科举寄予更大成功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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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咸同年间恩寿的游幕生活和精神状态

以咸丰八年乡试获优贡为标志,恩寿在长沙城南书院的书院士子生活告结束,其时恩寿年二十五。28就如此的科举成绩及年龄言,只要当事人有搏取更高科名的意愿,家庭通常是予以支持的。但因科举生涯就此延长难以预料终期,成年士子或兼作塾师,或外出游幕,是一般家庭兼顾子弟前程全面考虑的普遍而务实的安排。生活在商人家庭的恩寿于咸丰十年(1860)开始外出游幕亦是此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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