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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下湖南士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

[作者:易惠莉]  [来源:《学术月刊》2006年5期]  [2007/8/1]
恩寿的第一位幕主魏式曾(1809?—?),字镜余、镜如,直隶临榆人,道光二十年(1840,庚子)举人,“由幕入官”,咸丰十年二月任湖南武陵知县,十二月任长沙知县,同治元年二月任郴州直隶州知州。29恩寿在魏氏幕始于咸丰十年初魏氏赴武陵知县任之际,止于同治三年四月魏氏离郴州知州职时。30恩寿在魏幕除担任两位公子习儒及从事科举的业师外,31魏氏作为知县(或知州)主持当地考课及校阅课卷等公务,也由他代劳,另外还兼及“司记室”、“草禀启稿”等。恩寿游幕所事乃与其父杨白元当年游幕衡州府通判何彤文所事基本一致。

恩寿开始游幕正在中国政局内外危机交迫、渐趋崩溃边缘之际。在太平军对东南数省的军事威胁持续加剧的同时,由广州绅民反英国人入城运动所引发的中英冲突不断升级,终于导致了一场以政治中心津京地区为主战场的中外战争。在内外两种不同性质及内容的危局中,湖南均地处冲突漩涡之外,因此其境内各级科举考试始终在进行。甚至咸丰十年(1860)八月英法联军入北京城,皇帝等人出逃承德,以及其后于九月相继签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等一系列重大变故,长沙府试及选拔来年乡试的科试还是在十月间照常举办,只是有受时局影响的因素,该年新入学的生员名单迟至十二月中才得张布。其时在北方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在南方太平军几乎据有全国赋税重镇江浙两省全境的政局恶化的最新发展,亦未干扰长沙士绅们相互祝贺子弟入学,以及为子弟聘请来年业师的心情和气氛。32不过,咸丰十一年湖南士绅对北京政局的关注则不能不有所上升,咸丰皇帝滞留承德不归以及清廷政权运作的持续瘫痪令预期中的本年辛酉科(1861)乡试蒙上阴影。在期待时局恢复正常和乡试如期举办的长时间焦灼不安的气氛中,七月间长沙士绅“悉衡州之驱逐夷人,及省城会议不准夷人入城,以为士气”。33这是以东南口岸城市及北方京津地区为舞台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影响,终于波及内地城市长沙的标志。同治元年,湖南巡抚毛鸿宾查复教案文关于前年事陈述:

去年履任时,适有法国传教士自湘潭来长沙。其时士民激于义愤,相率至明伦堂集议,不期而会者竟至数千人。当经谆饬两县会同学官反覆开导,并将洋人护解出省,幸而无事。嗣闻有刊刻檄文到处张贴。34

此是咸丰十一年(1861)外国传教士恃有北京条约保护进入湖南活动,衡阳、湘潭等地民教冲突发生,而引发长沙“省城会议,不准夷人入城”的事件。长沙、善化“两县会同学官反覆开导”,表明士子系“省城会议”的中坚力量。不过,对于象恩寿这样对进一步的科名抱有势在必得决心的士子,即便有反教情绪,也是能谨慎言行的。事实上,咸丰十一年夏因传教事引发的长沙社会动荡,因为传教士的暂时离境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另外,更重要的新的政治信息转移了士子对传教事的关注。因为咸丰皇帝于七月十一日逝世承德的消息于八月初已经传抵长沙,随后受到士子广泛关注的消息则是清廷就包括湖南在内的各省新学政的任命。该年十月同治皇帝继位,次年——同治元年——是士子们的“大比之年”,亦理所当然的在清廷的设计和地方士绅社会的预期之中。35“庚申之变”后长期弥漫于清廷的政局迷雾终于尘埃落定,地方士绅更关注于清廷在内政方面的举措,其心思则多为科举恢复所牵动。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因魏式曾得郴州直隶州知州的新任命,恩寿随魏氏远赴郴州。

同治元年二月二十四日,恩寿由长沙赴郴州,作为《坦园日记》的第一部分“郴游日记”由此开始。日记使同治年后恩寿的生活有更丰富细致的展现,因而探求他面对具体事件的立场,甚至心理和精神状态都成为可能。作为对科举功名期待甚切的士子,恩寿从事游幕的心态在赴郴途中表现得尤见深刻。赴郴前恩寿有当年六月由郴州返长沙准备乡试的明确安排,因此自始就全身心地沉浸于对该年乡试的期待中。动身之日恰逢书院甄别考试,当晚恩寿“篷窗秉烛”,遥想“书院此时,考棚烛影吟声,其光景宛然可绘”,徒增其“客况凄凉”之感。36当途中感受船舱暑热难耐之际,恩寿自然虑及数月后赴乡试的归程境况。而途经衡州刻意寻访旧读之地,重温当年归长沙赴童试作“何年重到此,今日且归家”的壮志豪情,更是寄托了他对“大比之年”成功的期望。有此心态,恩寿在赴郴途中频作不甘于游幕生活的怨言愤语,37其中固然不乏功名心太过的矫情,但该年的乡试也确实于恩寿有特殊意义。自1850年首应童试以来至1862年,是恩寿的科举生活“弹指年华又一周”的开端之年。寄于该届乡试的特殊期待,令恩寿心里有更多的紧张不安,他本人也有“三分病态七分愁”的自嘲。38在此背景下,恩寿不但于赴郴途经衡州逗留两天期间,未留下任何有关上年当地“驱逐夷人”事件的文字,而且他在郴期间对四月初三日士子“乘考聚众,焚毁该堂,拆毁教民房屋,人逾数万,势甚汹汹,几至酿成巨祸”的衡阳教案事件,39也未留下任何感想。此期恩寿的郴州生活,日记最细的是他的观剧感受。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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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同治元年乡试后恩寿有关湘军的感想

同治元年(1862)春赴郴,恩寿在郴州只呆了三个月,六月中匆匆校阅完州学士子的课卷,他就按预定计划回长沙准备乡试。恩寿在日记中就该届乡试的经历有以下记录:

自甫返家门,即移静室。自六月二十七日始,每日作诗文一首,杜门却扫,仅于黄昏时归家一定省焉。至八月初五,袱被回家,初八日即入矮屋矣。十六日场事既毕,始出应酬。闰秋六日揭晓,名落孙山,废然自失。及见落卷,始知为恩小农荣所黜。小农与余旧好也。入闱之前,或以奔竞劝者,余自以得失有定,而气节不可不矜,谢而勿往。今果被放,战之罪欤?嘻,命也!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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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道出科举考试秩序破坏加剧的真相。该届乡试系恩科,并补行咸丰九年已未科乡试,中举名额加倍,而在如此有利的局面下沦为考试不公的牺牲品,落第的打击力度也就此加大。42恩寿自述“甫经落第,又作远游,烦恼填胸,莫可名状”。43重返郴州后仍然生活在落第阴影中的恩寿,不再有往日观剧的嗜好,日记也因此开始出现较有政治思想色彩的文字,其中最值得关注的动向是恩寿的言论对湘军问题的涉及。士子的身份以及对平定内乱的愿望,决定恩寿对曾国藩及湘军在南方士绅抗衡太平军的自救运动中崛起持赞赏立场。不过,对平定内乱的期望,并不能决定恩寿与湘军有共命运的感情,况且在湖南基本摆脱了太平军战乱威胁的背景下,恩寿更关注于个人的科举命运,因此1862年恩寿对湘军有以下感想应该与其乡试落第遭遇相联系。至好张恩准(字绳生)“千里从军,到营四十日而病殁”,恩寿闻讯作七律四首悼念亡友。其中之二、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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