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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下湖南士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

[作者:易惠莉]  [来源:《学术月刊》2006年5期]  [2007/8/1]
同治二年秋,恩寿“草草还家祗六旬”,日记恢复于回到长沙一个月后。据恩寿的新年寄语,他返家当与参加选拔来年乡试资格的科试相关,54但日记又始终未言及科试。从恩寿十月重返郴州途中极为恶劣的心情看,或科试失利,或因故未能参试,致其无望或无意参加来年乡试。见日记题名《感怀》诗:

十年博得旧儒巾,压住眉头两不伸。哆口莫谈天下事,称心谁是意中人?流分清浊原难合,语带周旋便不真。纵觏奇穷何用悔,须知龙性未能驯。55

诗的前四句恩寿表白了对体制约束的自觉,而后四句则跃动着他摆脱束缚的冲动。尽管不清楚恩寿如此激愤的直接原因,然缘于来年乡试无望则无疑问,因为此间恩寿不断流露出不再从事科举的意向,并因此陷于极度的思想危机。这一点首先表现在他对清廷出台有关优贡的科举新政策消息的反应上。以前“优贡朝考,向不列等”,即不能入仕,因此恩寿并不看重自己已有的优贡功名。而同治四年将予实施的新政策,优贡朝考“照拔贡复试例,以知县、教谕用”。恩寿甚为这一入仕途径吸引,一时有“径欲先期便束装”早早北上入京的念头。但此念来得迅疾去亦无踪,优贡新政策无助于解脱恩寿在来年乡试问题上听任失去参试机会还是再作力争之间选择的困境。此后恩寿笔下连连出现“岂学昏昏名利人,终日摩挲守阿堵?君不见纱帽场,大腹贾!”“莫学硁硁章句小儒徒自苦,身虽未腐神先腐。君不见亡是公,可怜虫!”等鄙弃科举仕途的文字。56这是他在为选择放弃而坚定意志。然激愤之余恩寿则不能不正视现实,自身知识的、精神的状态,以及地方社会可提供的生存空间,都决定他难在科举仕途外找到更佳的人生位置。恩寿寄希望侄辈们振兴家族科举命运时的淳淳言辞,透露的乃是他的心声。所谓“既不屑为农工商,舍却读书将安往?”对其侄辈是一现实,对其本人又何尝不为现实呢!57因此同治二年秋虽有如此激烈的情绪发泄,次年初春当恩寿回长沙度岁重返郴州之际,诸如“乘风买棹归来日,领取天香折一枝”的诗句再现日记中,表明参加当年秋天的乡试又稳稳地在他的计划中了。58

同治三年六月底,日记再度中断,此乃恩寿全力投入乡试准备的标志。59然第四次乡试恩寿仍系落第结局,日记亦迟迟未恢复。直至次年二月,恩寿“登舟游粤西,省麓兄于阳朔”,日记才又重新开始。60在题名《舟行有感》的诗作中,恩寿一方面有“最怕旁人誇早慧,模糊往事不堪提”的诗句,表明四度乡试落第令他不堪回首早年科举成功下的豪情壮志;另一方面则有“一事抚膺聊自慰,从无书札到豪门”的诗句,表明他继续坚持内心的高傲和倔强。61不过总体而言,恩寿以平和的心态接受了落第的结局,更多的感慨是发自对科举自信的丧失。而下届乡试远在三年之后,恩寿也就暂无对个人科举仕途前程作抉择的压力,因此在赴广西省兄的漫长行旅中,恩寿有较多的心情感受世态社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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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三年(甲子科)乡试前后,是中国政坛出现重大转机的时期。六月十六日湘军攻克金陵,持续十数年席卷南方的太平军运动终告结束,一个赋予传统重建机遇的新时期“同治中兴”开始了。在这历史性的时刻,恩寿却以特殊的方式再度明确自己对于同治中兴的中流砥柱湘军陌路人的立场。该年终止于六月二十九日的恩寿日记,未见有关湘军收复金陵大获全胜的任何信息。62同治四年春,恩寿赴桂途经湘南时所作《邻舟行》诗,以实录社会对湘军衣锦还乡景观的反响表达了自己的感想和立场。诗谓:

邻舟有客声讻讻,自言凯撤从江东,桅杆簇簇连艨艟,前列五色纛,后列八宝驄;左拥二八姬,右拥十五童;船头低压雪白镪,船尾饱载赤廑铜,敷腴意气何豪雄!旁有小弁誇是翁:是翁福命郭令公,生平从未习战攻。习战攻,必终凶,何如高垒坚壁死不出,待贼自遁尾贼踪。岂知贼势亦疲癃,久据孤城城已空,饥餐树皮食人肉,猛兽落阱鱼釜中,一时涣散如沙虫;大军乃得振旆入,捷书飞奏红旗红。吁嗟乎,杀运终,贼技穷,将军静坐成奇功!奇功成亦何从容,十年方博茅土封。63

民间对湘军克复金陵大获全胜的非英雄主义的理解,是湖南地方社会对湘军的事业缺乏基于正义性和神圣性的认同立场的集中反映。恩寿长期对湘军陌路人的立场也不乏同样的思想背景。尽管如此,湘军衣锦还乡解甲归田作为社会政治问题还是引起他的关注,他以传统的思维及士者应有的立场作了更深一层的冷眼旁观之论。这就是在作前诗后二日途经祁阳所作《蘭华寺》一诗。蘭华寺原系雍乾两朝重臣陈大受、陈辉祖父子故宅。陈大受祁阳人,雍正年进士,历任皖、苏、闽巡抚,直隶、两广总督,兴水利、缉盗贼、赈灾荒,朝廷倚为重臣,累官协办大学士,加太子少保衔。陈辉祖以荫生官至闽浙总督,于乾隆四十年遭革职,旋被杀。陈氏故宅则“籍没入官,遂废为寺”。恩寿游蘭华寺引发的历史幽思,显然缘于他对湘军获胜现实问题的关注。如诗中有意点明陈大受出身,所谓“中丞家世殊寒陋,赫赫原来宰相胄”,实是恩寿对包括曾国藩在内的湘军将领出身的感想。在诗结尾一段,恩寿直言道明该诗的讽喻旨意:

我来太息肠先断,凡事须知戒盛满;一枕黄粱好梦长,三秋白草春光短。功名近日推南州,一时风气何轻浮;新贵书衔续貂尾,通侯妙技烂羊头。足谷多牛生计好,菟裘预筑谋娱老,倚天台阁结千层,平地楼台装八宝……但觉青春多岁月,须防白日走雷霆……不信繁华转眼空,请到兰华寺前去!64

恩寿在“士志于道”的立场上有心以历史的经验警戒功成名就的湘军集团,然也充分地暴露了他作为言论者缺乏对现实洞察力的弱点。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军战乱的重创,清廷的政治权威大为削弱,尽管它仍不乏废黜惩处南方政要的威慑力,但乾隆朝“天威震怒雷声高,铁锁银铛付法曹”处置封疆大吏陈辉祖的故事,在湘军高层将领及其后辈身上重演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况且自身腐败的严重性,也已极大地削弱了清廷惩处各级地方政府腐败的能力和用心。因恩寿缺乏正确估价中国政局发展,尤其清廷统治权威得以重建的可能程度,他的警戒只能成为毫无历史回声的空洞说教。

值得强调,科举失意消解了恩寿自觉接受体制约束的意识,导致他时有肆意表达其对湘军集团的冷眼旁观者立场的冲动。然在个人科举成败外的利害关系方面,他与湘军集团并无重大冲突,因此在作《邻舟行》、《蘭华寺》的同时,恩寿在《渡黄沙河》诗中对曾国藩及其湘军的功业表达了由衷的敬意。所谓:“吾楚伸义愤,乡兵成劲旅,曾侯信奇杰,朝廷寄心膂,百战功乃成,迭更数寒暑,余党渐殄灭,论者比伊吕”。65这构成恩寿思想和精神状态复杂性的另一面,也是他的体制内士人身份始终得以保持的思想和精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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