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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下湖南士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

[作者:易惠莉]  [来源:《学术月刊》2006年5期]  [2007/8/1]
以同治三年六月湘军克复金陵为标志,清政权开始所谓“同治中兴”的复兴时期。恩寿此间围绕湘军胜利问题所思所感的意义,在于它深刻地反映了“同治中兴”在湘军的故乡湖南地方,实有与作为“中兴”实践的中心地区,即深受太平军政权蹂躏的江浙地方有完全不同的社会政治意义。在江浙地区是士绅对旧有制度、传统规复的期待,但在湖南则更多一层关于湘军胜利后势力扩张构成对地方社会秩序新威胁的忧虑。

六、同治六年后进入长沙上层社交界与恩寿中举

同治四年春暮至次年冬初,恩寿在兄彤寿广西北流县知县任上担当“刑席”,并兼校课县学的幕僚。在为时不足两年的广西生活期间,恩寿内心始终在进行自我反省和检讨。这种现象最初的记录出现于同治四年春他在赴桂途中而北京举行会试之日。该日恩寿赋诗寄怀王先谦等赴京会试诸友,在以“远程期万里,慎勿自菲薄”鼓励祝愿友人的同时,他以平和的心态反观自己的落伍:“岂不欲奋飞,所嗟羽毛弱”,并对自己失利的原因进行分析以及作出解决对策,所谓“翳余本微材,辄被浮名缚,鹦鹉工语言,转以招矰缴,誓当自断尾,径向风尘落,仙凫影翩然,或可踏双脚。”66恩寿反省的重点显然不在考试,而在由科举制度体现的对体制束缚的适应问题上。对于自己得不到权势者青睐的境遇,他完全放弃同治二年秋“龙性未能驯”的愤世对抗立场,而表明“誓当自断尾”,“或可踏双脚”的转变立场。此后,友人王先谦在科举仕途上的不断成功成为恩寿自我反省不断深化的动力,他的悔悟自责甚至及于自己的天性气质,所谓:“余自幼即解笔墨,矜奇斗捷,盛气凌人,且好使笔锋,嬉笑怒骂,不无大伤忠厚之处。频年行事乖舛,科名蹭蹬,未尝不由于此”。67

同治五年初冬,恩寿再度回到长沙,一为来年丁卯科乡试作准备,二为谋求可以定居长沙的称心幕职。因此回长沙后恩寿的社交活动显现出扩展上层社会关系网的新动向,而并非仅限于为乡试成功的目的。68扩大上层社会关系网,对于作为长沙高才士子,并兼有富商家庭背景的恩寿而言并非难事,只要他用心于此。此期为恩寿进入长沙上层社交界提供帮助者,如朱宇恬(名昌琳)、朱岳舲兄弟和张自牧都是身份地位特殊的湘籍人士。据郭嵩焘记:朱宇恬(?—1912)“少业儒,通学籍为名诸生。道咸之间,江湖岁潦,民困于食。禹田转百货居积为贾”,“久之,利大雠,辄分其羡以散友朋亲族及道路之穷饿者。如是数年,人高其义”。曾国藩督两江期间改革盐政,“分楚岸行引,专立湘岸,禹田力任其难”。69同治十一年曾氏去世后长沙建祠,地方财势人物群相推脱承担之责而朱氏兄弟力任其事。郭嵩焘有“禹田所为,利乐其乡人而维持人心风俗于不敝”的评价。王闿运在朱宇恬去世后挽联谓:“喜卅年平揖公卿,豪情吐尽书生气”,“看诸子满床簪笏,里社仍祠积善翁”。70尽见朱氏兄弟及其家族在长沙社会地位之显赫。早在同治二年秋恩寿的交往录中,就有朱氏兄弟(包括张自牧)之名。71尽管恩寿从未言及与朱氏兄弟关系的渊源,但杨氏作为长沙有地位的商人家庭,不难想象在朱氏主持的厘捐事务和包括慈善在内的地方社会公务活动方面均有所参与。同治五年后恩寿与朱氏兄弟的密切交往,想必有借助其力量进入长沙上层社交界的意图。

张自牧字力臣,湘阴人。张氏家族“先世以行贾,寄籍宛平”,自牧父张学尹(字少衡)“既举进士,奉父丧归葬,复为湘阴人”。学尹以知县官福建,因事罢官,“归而著书讲学三十年”。自牧虽仅为诸生,而以才名震动长沙学界,咸丰年间他亦是得学政张金镛欣赏的高才士子。湘军之兴,“自牧积劳至道员”,同治六年更“以筹办黔捐,洊保藩司衔,并戴花翎”,恩寿称其为“吾半生来贫贱交中之得意者”。72同治年间张自牧凭借家世、财势及才学,确立其在长沙上层社会的显赫地位。73恩寿与自牧的关系有“同是受知”张金镛的学缘背景,而自牧的多重身份也决定他能够帮助恩寿进入长沙上层社交界。恩寿进入长沙上层社交界的首度活动,就是同治六年初春出席张自牧的一次招宴。在宴席上他结识了有湘军上层关系的前辈、道光二十七年进士黄彭年,74以及当年得张金镛提携的同辈、进士黄道让。恩寿出色的诗才成为他攀结这些名流,并使双方关系得以延续发展的重要媒介。75至当年初夏,在黄道让的招宴上恩寿又结识了“由曾侯幕府平江南而成功者也,现领防勇守省城”的黄润昌(字少鲲)。润昌湘潭人,与恩寿为“同案入泮者”,且咸丰六、七年“同应岁科试,曾相识”,虽然现今地位悬殊,但二氏以诗文为媒迅速发展起密切关系。76

与此同时,同治六年的丁卯科乡试也在渐渐逼近。对比社交的活跃,恩寿的备考状况显然不足。最初他的表现似乎还有信心,曾于四月、五月两次“应校经堂课”,作备考的恢复性训练。77但七月初“始理旧业”进入全面备考状态后,恩寿却不断有“文思甚滞”、“文思颇钝”等缺乏自信的慨叹。78直至乡试现场,恩寿的自我感觉更是欠佳,所谓:“余自丁巳(咸丰七年)观场,经、策均极用心;今年因文不惬心,故均草草”。79总之,该年乡试再度落第的结局不应大出恩寿本人的意外,因此他对参与上层社交活动的热情丝毫未受落第打击的影响。得落第信仅一月,恩寿就同王先谦拜访了临时回湘的曾纪泽,“并读其诗稿”,对贵公子作“高蹈不仕,好学之士也”的誉词。次年初春,旧日同学陈杏生招陪曾国荃,恩寿作《赠威毅侯曾沅甫少保》。诗不但以“世俗但惊天宠渥,岂知艰苦历临冲”表达对社会非议曾氏兄弟舆论的不以为然,并还以“敢因门户存私见,奚恤钟彝杂谤书”句,表达他对曾国荃种种越轨的政治行为的赞赏,其中应包括曾国荃在湖北巡抚任上参劾湖广总督官文激起政坛轩然大波一事。80在湘军上层人士面前作这样有违自己此前社会批判立场的言论,对于恩寿并非初次。前湖南巡抚张亮基因黔乱于去年秋在署贵州巡抚任上遭革后侨寓长沙,该年二月恩寿呈诗张氏,不但以“房杜同时善断谋,谓公及骆花县师相。烽烟楚戎昔年收”诗句高度评价其在湖南巡抚任上的功业,并对其遭革事与自己的科举不第作同病相怜之感,诗有“敢说文章例功业,定评得失待千秋”之句。81新任湖北提督郭松林(字子美)于同治八年春回湘省亲,恩寿四月“晤郭子美、黄子寿于力臣座上”。郭氏长期滞留不赴淮军平捻前线,并在长沙营建起“规模宏敞,为省垣住房之冠”的豪宅。对此,恩寿仍在其贺郭氏“新第落成”的对联中作“我幸结邻分夏庇”,“公应释甲展春晖”的谀词。82恩寿如此积极自觉地进行言论立场的转变,显现他对广泛的上层关系的渴求,背后自然是为谋取个人发展的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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