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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下湖南士人的生活和精神状态

[作者:易惠莉]  [来源:《学术月刊》2006年5期]  [2007/8/1]
同治七年秋,恩寿尚“因谋一枝栖未得,而私逋毕集,夜思之不寐”。86入冬后湖南政府设局编纂《湖南通志》,志局以郭嵩焘、曾国荃为总纂,张自牧、黄彭年列名提调,其中张自牧掌管资金而地位尤重。87湖南士绅谋职志局趋之如鹜,恩寿则在首批“派司襄纂”之列,并有“承修人物列传,乃大文章”的殊荣。88其间各种人事关系的助力自在不言中。入志局后,恩寿频频出入有郭嵩焘、曾国荃、李元度等前显宦出席的地方上层绅士聚会,他在政、学两界的社交圈进一步扩大,包括结识“久负诗名,心折已久”的文坛名宿吴敏树。89同治八年春,恩寿终于如愿以偿地入新任署长沙府知府杜瑞联幕“习书记”。其中“裴樾岑观察为之先容”的作用功不可没。90进入长沙知府幕,恩寿与地方政府主持科举考试的中枢机关的人事联系就更为直接了,因此当年其三侄参加府试,致恩寿在考试期间二十余日“未入署,遵逥避例也”。91至此,就人事关系而言,恩寿在同治九年乡试中的成功已有水到渠成之势。

同治九年庚午科乡试,恩寿以第二十一名中举,这样的结局在考前对于恩寿本人而言,已并无太大的悬念。92不过当年恩寿母亲去世,他为“守制”失去次年赴京会试的机会。93同治十三年春,恩寿首度赴京会试,而这只是一次失望之旅。当恩寿于当年夏南归时,王先谦曾赠别诗,以“期子盛功名,簪毫图紫光”鼓励他再赴会试。恩寿的科举生涯似以此次会试为终结,因无任何有助说明他曾再度赴京会试的资料。光绪年后恩寿长期游幕云南,94大约在光绪七年开始定居长沙从幕职。95光绪十五年,在湖南“在省诸巨绅公祝”巡抚王文韶升迁宴上,恩寿与郭嵩焘、王先谦等并列在座。96这颇反映恩寿作为地方士绅最终所达到的社会政治地位。

七、结语

恩寿未取得科举最高一级的进士功名,这无疑给他留下终身的遗憾,但举人的身份以及富裕的家庭背景,最终仍使他跻身于长沙地方最有影响力的绅士之列。而他为这样的人生成功付出的是延续至四十一岁的科举生活,并终以牺牲自我独立意识为代价完成了走向体制化的改造。恩寿在历次乡试落第后的心路历程,显现出这一改造过程非但痛苦和激烈,而且还具有非道德性。他在其改造过程中有两方面的思想动向:一是张扬个性,以摆脱现存体制的束缚及以此为背景的社会批判;一是泯灭个性,以适应现存体制的束缚及以此为背景的自我反思。前者不乏“士志于道”的道德正当性的自信,后者则自始就包含对个性自我扭曲的非道德成分。恩寿个人的选择联系了他个体生命实践的价值取向,强烈的科举成功欲望和不能摆脱在现存体制内谋发展的生存状态,决定他在对立的两种思想动向中不断强化自我反思的趋向,并终至消解其对社会的批判立场。同治七年恩寿作《远嫁行》一诗,可谓他完成走向体制化改造的标志。全诗如下:

胡姬十五颜如花,巧梳云髻双盘鸦;娇歌宛转解人意,能将新曲翻琵琶。芳年如许犹待字,无主玉容难自弃;少年游侠多黄金,策马经过不留意。贾胡好色与众殊,解繻立赠双明珠;毡车即是贮娇屋,风尘从此长驰驱。驰驱不怨风尘苦,为感深恩泪如雨;翻悔平时心志高,信口讥评大腹贾。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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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寿坦然地承认自己以牺牲自我独立意识,实现走向体制化改造乃自甘道德沉沦的心路历程。

晚清科举队伍的扩大联系着考试规模的扩大,如同光年间湖南历届乡试的规模就均过万人。考试规模的扩大,引发从考场管理到阅卷评判等诸多环节上难以克服的技术困难,科举取士的效能由此而低下。同治初年,南方改革思想家冯桂芬曾言及科举取士效能渐趋低下的现实,“嘉、道以降,渐不如前。至近二三十年遂若探筹然,极工不必得,极拙不必失,缪种流传”。在竞争加剧和效能低下的双重压力下,科举制度设计中的固有缺陷暴露无遗,其败坏士人道德方面的作用则更趋明显,明末清初关于科举制度“意在败坏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等激烈化的批判言论,再现于晚清社会。98在传统的历史演变进程中,科举制度于晚清已步入危机时期。恩寿于同治年间科举生活的日记的价值,在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份评价这种危机的性质和程度的实录。

科举是形成现政权体制内知识分子队伍的制度基石,而科举制度的运作过程却不能避免制度自身的异化,除庞大的失败者队伍中酝酿出现政权的批判者甚至叛逆者外,更普遍的弊端则是连续的失败打击将坚持在现存体制内谋发展的士子推至精神上的绝境,直至他们背弃从属于该体制的“意识形态的核心——道德论”,即背弃“士志于道”的社会期许和自我道德完善的追求,在精神上自我放逐。同治六年前后恩寿的思想、精神动态正是这样的案例。科举考试就这样造就了专制政制体制内知识分子。科举对士子的人格和精神的塑造过程,不但是士子个人的自我异化——丧失普遍的社会道德,也是体制的自我异化——培植出一批对体制缺乏忠诚感的体制内人。因此呈现于晚清历史画卷上的庞大的科举队伍,包括不同等级的科举成功者,在清政权逐渐衰亡的历史进程中始终保持了所谓清醒的“智者”的选择立场,鲜见为该政权的生存作出卓绝努力并直至献身的志士仁人。更有甚者,他们成为地方社会动荡的重要制造者。如清政权的最终崩溃,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南方科举知识分子整体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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