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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传统与大学文化守成主义

[作者:尤小立]  [来源:博览群书]  [2007/8/1]
在近两年有关大学问题的讨论中,陈平原先生是公认的“另类”,即便是任教的北京大学进行教师人事制度改革,也很难听到他公开正面地回应,同期发表出来的《大学三问》(收入《大学何为》,以下凡引此书,仅标页码),也主要是讲精神、传统,并没有直接面对人事制度改革的具体条款。当学人们关注现实中的大学时,陈平

原的策略是回溯历史,现在看来,这不仅是因为他“对百年中国大学(尤其是北大)有过若干研究”,也是“人间情怀”的另一种体现。(第2页)实际上,这种迂回的方式,其深远的影响力绝不亚于正面的交锋与讨论。

熟悉中国大学历史的人都知道,自从上世纪初现代大学在中国建立以来,最大的变化是1952年的“院系调整”,说此举是中国大学历史中的一个重要分界线可能更合适。大学模式由英美式转为苏联模式的过程,基本等于推翻了重来,革命的方式造就的大学不再是“大学”,更像高级职业技术学院,其培养目标已经转换为高级技术人员或高级技工,这是就形式而言。从内容上看,技术性的教育完全替代了人格教育,“惟技术论”的影响也许更加铭心刻骨,至今仍未消散,它们往往以“科学管理”及量化指标等变相的方式出现。

割断大学传统的后果,四十年后开始显现出来,但可惜的是只有少数人注意到传统的接续,大多数人仍将触角伸向当今西方,希望通过“迎头赶上”的方式,从西天取来最新的真经,以便迅速提升大学的水平,达到“世界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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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断历史,必然带来“非历史化”或“去历史化”。一方面是历史知识的缺乏,不可能产生历史感;另一方面,“崇西”、“崇新”热高烧不退,对一些人是惟恐落伍,所以要加快脚步;对另一些人则仿佛信心十足,经济上去了,以经济的方式搞教育,教育能上不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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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国学热”、“读经热”,步子跨得太大,让人们有些不习惯、不自在,引发反弹是必然的话,接续“新传统”(即近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应该不会产生隔膜或遇到阻力。“崇西”、“崇新”热本身就是近代中国的产物,换言之,不懂近代历史的人同样是生活在近代的,至少思维上没有超越。这是潜意识上的相契。就意识层面看,“新传统”本身就含有西方因素,大学更是如此,陈平原先生说“二十世纪中国思想文化潮流中,‘西化’最彻底的,当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正文第3页)而更重要的是,“新传统”是中西糅合的,她既有通过过滤的中国传统的因素,又有经过消化的西方以及外来因素。如果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算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新传统”生长延续了百多年。不用讳言她有失败之处,但同样应该看到她的成功之道。而无论成败,都是“中国经验”,(第3页)哪里还有比这样符合中国人的审美理想、行为方式、习俗习惯,又具现代性的经验更宝贵、更容易为国人所接受呢。

如所周知,蔡元培改造北京大学是依照洪堡的大学理念进行的。而大学为“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则显然有着现实的针对性,不仅是针对京师大学堂的遗风,进而针对整个中国“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也是针对科举废止后的全体士人的,用胡适的话说,还存有“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我的歧路》,收入《胡适全集》第2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67页)的理想。作为传统中国的士人,又作为伦理学学者,蔡元培本人就汇合了中西思维。“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不见于中国传统,孔夫子所谓“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只是讲人生的道理,与蔡元培的民主和权利意识的诉求并不相关。诚如陈先生所言,“上法三代”只是康有为的言说而已,真正要做,也真正能做的还是“旁采泰西”。

按理说,新文化运动激烈地反传统让西化浪潮更加汹涌,蔡元培本人也是新派,他也主张西化,他可以为维护北大教师与学生中的新派而与林纾争论,但北大同时留有最保守的辜鸿铭,最反白话文的黄侃、刘师培,以及最爱掉书袋的“两脚书橱”陈汉章。这就是蔡元培与众不同的伟大之处。

容忍比自由更重要,是胡适晚年自由思想的核心,蔡元培早在上世纪初就在做了。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讨论的空间,没有多元阐发的机会,大学也就没有活力,也就不可能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容忍也是大学的管理原则,也是管理者的基本素养之一。

尝以为,二十世纪上半期的学人在精神气质上多有可取处,与今之学者相对照,颇令人慨叹。其实,个人的精神气质仅其一而已,制度的合理性同样是值得关注的。中国现代大学体制的建立,首任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也是功不可没的。《大学令》就是他亲自起草发布的。《大学令》中确定过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教授治校”。蔡元培掌北大后,便在北大成立“教授评议会”,作为立法和权力机关。1928年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后,罗家伦亦秉承教授治校的原则,三年后梅贻琦接任校长,更是把教授治校作为大学的核心原则之一,加以推行。历史学家蒋廷黻被罗家伦从南开大学延揽至清华,1929到1934年在清华历史系任教并担任校评议委员。他回忆说,“清华的经费也有滥用的地方。一批年轻的清华教职员,他们满脑袋的都是美国的伟大学府,他们要使清华成为美国大学的翻版。我是清华的评议委员,对许多校务均有参预最后决定的机会,因此,我常反对新建计划……我常提醒我的清华同事:我们是在创办一所大学,不是建造一座宫殿”。(《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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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大学体制脱胎于西方,那么,到二十年代初,学人们有意识地从传统中找寻现代因素,则成为中西融合的又一风景。胡适对传统书院教育的重视和吸纳,就是一例。1923年,胡适在东南大学演讲《书院制史略》,高度赞扬书院制度,在他看来,“书院精神”大致有三,即“代表时代精神;讲学与议政;自修与研究”。(第13页)胡适肯定书院并非为了复古,他是一个现代感非常强的人,肯定书院制度与他的“整理国故”一样,“捉妖”、“打鬼”之外,也是为了从传统中发掘现代因素,与西方思想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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