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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教授

[作者:谢泳]  [来源:中国青年报]  [2007/8/3]
谢泳(厦门大学中文系教授)

研究中国大学教育的人,可能都会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本世纪初,最早承担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变职责的,大多是一批传统的士子,比如北大校长蔡元培、南开大学创始人严修、南洋大学堂校长唐文治、交通大学校长叶恭绰,以及光华大学校长张寿镛等等,都是进士或举人出身。如果仅仅是个别人,也许还是特例,但现代大学教育史向我们显示,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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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这些现代大学制度的设计者,同时又是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比如蔡元培,是留德学生,而蒋梦麟是留美学生。而且,从一开始,他们就居于教育的主导地位,像蔡元培、蒋梦麟都是做过大学校长和教育部长的人。现代大学的萌芽时期,最需有好的设计者,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幸运。制度的设计在于理念,在于对国家进步的强烈感情,在于对世界文明的诚意。中国早期大学制度的设计者们,可以说都是具有这样品格的人。有了这样品格的人,才奠定了好的大学制度,最终才出现了像北大、清华、复旦等一些向当时国际一流大学看齐的大学。

除此之外,1929年7月,国民政府制定的《大学组织法》还明文规定,除国立大学外,可以设立私立大学,“由私人或私法人设立者,为私立大学”。尤其重要的是私立大学的概念里包含了外国人和教会可以在中国办大学,这是一种开放的世界眼光。在中国教会大学任教多年的芳威廉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早期由于缺少现代化的高等教育体系,任何新事物都难免是舶来品,新式大学显然是外国输入,严格区别于中国的传统教育。”

当时国立东南大学的校长郭秉文曾说过:“从全国范围来评论,有些教会大学已处于中国最好与最有效率的大学之列。而且,由于他们兴办得较早,所以他们就有更大的影响与更多的优势。”

对于这些大学,教育部一视同仁。而且对于办得好的私立大学,中央和省市政府都要拨款补助,或者由教育部转商各庚款教育基金委员会拨款补助。在待遇上各种形式的大学地位是平等的。《大学组织法》还明文规定:大学校长不得由官员兼任。“大学校长一人综理校务,国立、省立、市立大学校长简任,除担任本校教课外,不得兼任他职”。在中国早期大学制度设计者的理念中,教育独立的观念可以说深入人心。

1937年,胡适在庐山谈话中也多次强调,官员不能兼任公私立学校校长或董事长。1945年,蒋梦麟做了行政院秘书长后,他的北大朋友就劝他必须辞掉北大校长一职,他们认为,大学校长决不能由官员兼任。此外,当时十分强调私立大学与国立大学的平等地位,事实上做没做到还在其次,重要的是办大学的人应有这样的理念。中国是一个具有非常优良教育传统的国家,从古代的私人讲学到现代的私立大学,都可以举出无数的实例。从私立大学到民间教育家,本来就有一脉相承的传统,只是后来中断了,不是中国人没有能力办好私立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光华大学等等,在当年都是堪与国立大学比肩的私立大学,其校长张伯苓、林文庆、马相伯、张寿镛,个个称得上一代教育宗师。

胡适在《谈谈大学》的演讲中曾说过:“记得二十余年前,中日战事没有发生时,从北平到广东,从上海到成都,差不多有一百多所的公私立大学,当时每一个大学的师生都在埋头研究,假如没有日本的侵略,敢说我国在今日世界的学术境域中,一定占着一席重要的地位,可惜过去的一点传统现在全毁了。”

对今天的人来说,那个年代已成历史。我们只能回望,从前辈学人留下的点滴文字中,感受那个年代的大学,以及那个年代的教授。

自由流动的教授

过去的教授是可以自由流动的。所谓自由流动,是指大学校长有聘任教授的自主性,而教授也有自己选择大学的自由。自由流动其实就是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的具体化。由于过去的教授社会地位较高,经济上相对也有保障,这使自由流动成为教授生活的一种常态,就是说,过去的教授一般不会在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大学里混下去,特别是年轻教授,他们的流动性是很大的。

流动本身是一种双向选择的机制,教授在选大学,大学也在选教授,教授最终固定下来的大学,通常就是他们比较满意的大学。这种自由流动的机制,对于展示一个人的才华有积极意义,同时也对教授保持学术活力有促进作用。

1932年,杨树达在清华执教,当时的中文系主任是刘文典,因为有人说了杨树达的闲话,他就决定离开清华。杨在回忆录中记下了这件事:“十一日。书与系主任刘叔雅(文典),告以下年不愿受清华之聘。廿二日。文学院院长冯芝生(友兰)来,言见余与叔雅书,有辞职之说,务请打消此意云云。余答言:‘闻学校有人与余为难,故有彼信,免使学校为难。余学问佳否,姑可不论,即凭余之努力,学校不应因诸先生无知之言而对余不满。’芝生唯唯而去。二十三日。在清华,刘叔雅来信:学校局面已定,不许余辞职,休假不成问题。此次当教授皆续聘三年,希望假满后仍回学校任教云云。”

像这样的情况在过去的大学里是常见的,是真教授就不愁没有去处。当年鲁迅在中山大学,后因傅斯年又聘了顾颉刚来中大,而鲁迅和顾颉刚有积怨,不愿待在一个学校,所以很快就离开了。由于有自由流动的机制,大学里教授之间的矛盾一般能够减至较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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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痛快话的教授

张东荪是中国著名的哲学家,早年在上海光华大学做教授。当时学校有一个惯例,每次校务会议开会时,主席都要恭读总理遗嘱。张东荪对此很反感,有一次忍不住说:“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遂夺门而去。

西南联大时,国民党当局要求负有一定行政职务的教授都入党,当时任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听罢脱口说道:“扯淡,我就不入。”

过去的大学里,教授对于党派活动一般是比较反感的,这种态度源自西方的大学理念,还不仅是对某一具体党派好坏的评价,而是从根本上反对在大学里进行党派活动,无论是什么样的党派活动,教授们都不赞成。王瑶在《念朱自清先生》一文中说:“他平日并不过问政治,1942年昆明学生发生倒孔运动后,国民党大批拉拢大学教授入党,在1943年5月9日的日记中,曾记载闻一多先生和他商量一同加入国民党,因了他的拒绝,才没有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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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楼 linlina
出国吧,出国吧,还是出国吧.已经没有办法了.没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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