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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废除科举的全过程

[来源:孟宪实博客]  [2007/9/18]
废除八股是铲除了科举制度的一个旧疾,而经济特科的设立则是代表了考试制度的一个新方向。严修(1860—1929),天津人,光绪九年进士。1894年,甲午战争发生以后,被任命为贵州省学政。从现存的严修日记中可以看到,任学政的几年中,他一直在考虑科举考试问题,他还把王安石苏轼的科举争论出成考题。在贵州的最后一段时间,他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写出了建议设立经济特科的奏折。“词科之目,稽古为荣,而目前所须,则尤以通今为切要。或周知天下郡国利病,或熟谙中外交涉事宜,或算学译学擅绝专门,或格致制造能创新法,或堪游历之选,或工测绘之长,统立经济之名,以别旧时之科举。”(《严修年谱》102页,齐鲁书社)他把这种掌握具体知识拥有一技之长者称之为经济科,经国济世的人才,并且认为是目前所须。这不仅显示了他与以往不同的人才观念,更重要的是,把新的学科与科举联络起来,把民间提倡多年的西学与现行制度结合起来。

冯桂芬是较早的提倡西学的学者,他在《校邠庐抗议·采西学议》中已经列举西学,说“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物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但他对科举的改革却没有什么新的建议,基本上停留在顾炎武的思想里。郑关应在西学与学校,西学与科举的问题上,是有很成熟设想的,在《盛世危言》的学校篇中,他广泛介绍西方和日本的学校和学科,如基础学科的国教、格致、算学、地理、史事、绘图、体操等。在考试篇中,他主张加试西学,“一试格致、化学、电学、重学、矿学新法。二试畅发天文精蕴、五洲地舆水陆形势。三试内外医科、配药及农家植物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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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修的特科建议,肯定受到了郑关应思想的影响。根据他的日记,就在他提交奏折不久,有人从他那里借去了《盛世危言》。严修的建议在朝廷的详议之后,最后形成了六个科目,即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看起来都是老名词,实际的内容则多是西学,比如在理财一项中有税则、矿产、农功、商务。在格物一项中有中西算学、声光、化电。

特科只在新政时期进行过一次,但对于改革科举和促使科举走向覆灭却是很关键的。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写到:“贵州学政严修,适抗疏请举特科,得旨允行。当时八股未废,得此亦足稍新耳目,盖实新政最初之起点也。”严修的特科建议,使得科举改革走上了可操作的层面,而此例一开,一发而不可收拾。保守派似乎也看到了这一点,严修的老师徐桐宣布与他断绝关系,他实际上也因此丢官。严修自己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他甚至做了更坏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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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的内容,有一项是建立新式学堂,推广新式学科。但新式学堂与科举的关系并不明晰,只有特科可以与新式学科保持一种沟通。在郑关应的思想中,首先是学校与西学是对应的关系,而科举考试西学不过是退而求其次的办法,但是竟然是他设想的补救办法首先得到承认和实施。经过戊戌政变,到了新政时期,学校与西学的关系被凸显出来,成为培养人才的首选方案。

在张之洞等人1903年年底的奏折中,要求逐渐摒退科举的最大理由是科举妨碍了学校,一是学堂不同于科举,“科举文字每多剽窃,学堂功课务在实修,科举只凭一日之短长,学堂必尽累年之研究。”二是学堂已经包括了科举的内容,“凡中国的向有之经学、史学、文学、理学,无不包举靡遗”,“而学堂之所兼通者,科举所未备”,现在要求减退科举,并不是说废科举,“实乃将科举、学堂合并为一而已。”但是,由于社会上人们还有所观望,所以民间不肯出资兴办学堂,而“除兴学堂外,更无养才济时之术。”(《张之洞全集》第三册1596——1600页)

1905年8月,袁世凯等六大臣上书,请立停科举,所陈述的原因依然是科举妨碍学堂,由于国家急需人才,如果按原来的计划,只能等到二十年以后才会出现有用人才,而强邻环伺,刻不容缓,即使立即停止科举,新的人才也要等待十年之后了。此次奏折,也不是没有新意,除了科举无用之外,更强调国民教育的意义。“且设立学堂者,并非专为储才,乃以开通民智为主,使人人获得普及之教育,具有普通之智能,上知效忠于国,下知自谋其生也。其才高者固足以佐治理,次者亦不失为合格之国民,兵农工商,各完其义务而分任其事业,妇人孺子,亦不使佚处而兴教于家庭。无地无学,无人不学,以此致富奚不富,以此图强奚不强。”(《袁世凯奏议》下册1187页,天津古籍出版社)这差不多是近代中国教育救国论的先声了。这个奏折上达的第二天,皇帝的批准上谕发下,科举制正式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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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在科举制的时代,全国各地也都设有学校,但由于做官是唯一出路,学校实际上都是科举的预备学校。西学传入中国,在教育上首先是洋务运动中成立的一些专门学校中才有相应课程,并没有成为普通的教育课程。严修的特科开设,给了学习西学者一个政治出路,但没有对应的学校教育,这种特科的基础是很有限的。戊戌变法,正式在全国设立新式学堂,课程内容已经是中西合璧了,当然这种学堂的真正发展应该是新政时期。科举废除以前的新政时期,有两种学校并存,新式学堂和科举预备学校。1903年限制科举,科举预备学校遭到致命打击,到1905年宣布废除科举制,学校的双轨制正式结束。

从这个过程中我们不难看出,如果没有新式学堂和相应的西学传入,科举制的弊端就不会如此明显,废除科举制的条件就不成熟,因为没有科举制的替代物,科举制的废除也就不会发生。与此同时,中国的人才观念在近代发生了极大变化,从古代的贵族式的通才思想(王安石已经属于特例),一变成为工具主义,特别强调具体的实践能力。这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当然是深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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