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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术数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

[2007/7/26]
以笔者的观点,实际上儒家之命与世俗之命的区分并不是那么清楚的。可以说,儒家之命即含有生死富贵由外在必然性决定,完全与人事无关的意思。孔子的学生子夏曾转述孔子的话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王充在《论衡》当中专门辟了一章《命义》讲世俗之命观,认为人之寿命由性决定,谓“有命”,人之富贵由天决定,谓之“在天”:“在天如何?天有百官,有众星,天施气而众星布精,天所施气,众星之气在其中矣。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得贵则贵,得贱则贱”。宋代以后,儒家多用“气”来代替“命”,其实说的仍是一个意思。

古代知识分子不仅认同世俗的命运观,而且也有直接从事术数活动的,或者虽然自己不谙术数,却与术士过从甚密,彼此推重。如唐朝的韩愈就惊叹术士李虚中“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百不失一二。其说汪洋奥义,关节开解,万端千绪,参错重出”(《韩昌黎文集·李虚中墓志》)。方以智也曾表白自己“吾与方伎游,即欲通其艺也;遇物欲知其名也”(《通雅·钱序》引方以智语)。

儒家为什么要大谈世俗之“命”,儒家知识分子又为什么要从事术数活动呢?这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在中国古代,术数是社会上不少人热衷的活动。皇帝身边往往有术士作顾问,作为士大夫阶层,自然要利用皇帝迷信术数的心理,利用他们所认同的术数的思维方法,以使自己的观点政策能被采纳。例如董仲舒提出“天人三策”,其“天人相副”的思维方式便从术数之一的相术而来。汉代是相术流行的年代,甚至有皇帝令相士遍看朝廷百官,以作为决策依据的记载。相术的基本方法,是把人与星辰、山、河、丘陵等自然事物进行类比,例如以五大行星代表人的五官,以南岳衡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东岳泰山、西岳华山等分别代表人的额、颏、鼻、左颧、右颧。相术还认为,人的面目五官、身材形状要符合所比拟的自然事物的生长规律,符合者为吉、为贵,不符合者为贫、为贱。由于相术在当时社会上的影响,董仲舒便巧妙地利用了这一点,他说:“天地之符,阴阳之副,常设于身。身犹天也,数与之相参,故命与之相连也。”(《春秋繁露·人副天数》)既然命与天地阴阳相连、数相参(即相互参照的意思,如天有四季,人有四肢),那么,“三纲五常”与天相连、本于天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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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原因是思想方面的,这是由儒学的功用和性质所决定的。众所周知,儒家学说的基本内容——性命道德之学,其核心就是教给人们如何成为道德完满之人(圣贤)。要让人人一心向善,除了告诉人们“格物致知”的基本方法以外,还必须让人们“诚意正心”。人必须有一颗向善的心,立志求善,存天理,灭人欲。但一般人从其天生的愿望来说,都是追求物质享受、荣华富贵的。如何才能使人抛弃追求物质享受的本能,转而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呢?那就要告诉人们:个人的功名富贵,是完全由人的主观因素以外的东西所决定的,个人的主观努力是没有用处的,这样人们就可以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周易·系辞》)知道个人的功名富贵乃是命中注定的,实际上就为反过来追求个人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开辟了道路。孔子曾称赞弟子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乐而无忧”方能将注意力集中于道德上的自我完善,集中于成圣成贤。但这“乐”不是天生的,它要有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要“知命”。而术数恰恰就是“知命”的活动。从术数算命的效果看,它们的真正功用不在于是否真的能“准确地预测”人的命运,而在于它努力去证明人的富贵贫贱的先天性。同时术数又告诫人们,个人生死祸福的命也不是不可以改变的:命如不好,只要一心向善,多做好事,仍有可能逢凶化吉,一生平安;命虽好,但如一味从恶,命也会改变。这就为个人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提供了十分充足的理由和动力。

最后,术数对儒家道德思想的传播也起了重要作用。术数通过对人生实际生活层面上的剖析,来否定人们对物质的追求,并进一步导向人们对精神道德的追求。中国古代社会教育不普及,大部分人不识字,更很少有人能整天诵读孔孟之书,但儒家思想影响却很大,其中,遍及城乡的术数活动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清代术士沈孝瞻即这样理解术数的作用:“人能知命,则营竞之心可以息,非分之想可以屏,凡一切富贵穷通寿夭之道,皆听命于天,而循循焉各安于义命,以共勉于圣贤之路,岂非士君子之厚幸哉!”(《子平真诠·序》)由此可见术数活动对儒家“圣贤之道”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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