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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和明朝对于科学技术的态度比较

[2007/8/10]
中国人的思想问题,是在满清时期留下的,因为自满清以后,同样和我们受儒教文化和中华文明熏陶的日本和韩国立刻就和我们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其创新能力和仿制能力很强,而文化底蕴更是比我们有过之而无不及,国家意识也强很多,这不得不让我怀疑,我们是否在满清的时期就失落了部分重要的的文明溯源?

下面我把满清和明朝作个简单的对比:

明朝和清朝对科技发展的兴趣完全不同,明朝发展科技是多方面的,比如《崇祯历书》就不是立杆见影的军事科技,但也在1629年决定修编,那时候蛮族入塞喜峰口,李自成也被成为“闯将”。而地图知识,翻译西方典籍就更是与满清时期大不相同。

明朝时期,西学深入的地方,连妇女都研究数学、天文,而满清末期那些所谓的“西学派”、“维新派”研究的却往往是政经文史,和明朝时期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满清权臣徐桐,历任礼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上书房总师傅,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太子太保,体荣阁大学士,与军机大臣会商一切事宜。此人将“算学”斥为“洋鬼子的学问”而不值一顾,《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辑古算经》、《数书九章》、《测圆海镜》、《日用算法》、《杨辉算法》、《数书九章》等等在这位权臣眼里也许连垃圾都不如,或许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决不相信”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是英、法胡谄出来的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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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崇祯时期出任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的徐光启曾和利玛窦和一起翻译《几何原本》,完全是鲜明的对比。

明末是翻译西方著作的高潮,共有七千种西方图书进入中国。如古罗马建筑学家维特鲁维的《建筑十书》荷兰数学家军事工程学家西蒙.史特芬的《 数学札记》,德国矿冶学家乔治.鲍尔划时代的巨著《 矿冶全书( 共12 卷)》,意大利工程技术专家拉梅里的《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1611 年科隆版的《原本》( 拉丁文本)罗雅各的《测量全义》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这是后来修订《崇祯历书》的重要参考书之一;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1601 年罗马版的《地中海航海术》;《比例规解》;《地球表周与其直径的关系》;雅克.贝松著的《宇宙仪》;《皮埃尔+勒孔特发明陆,海双用几何天文测辐仪制造与用法》;《磁石测量法》作者是纪尧姆.德诺吨涅,;萨拉.安吉鲁著的《神功催吐药》;《大西洋,地中海等海洋盐度,涨落潮海流流动因果实论》作者是克洛德.举雷……

与利玛窦同时期的明末著名理学家章潢(1527-1608)编辑的《图书编》收录有《舆地山海全图》和《舆地图》;明末学者冯应京(1555-1606)编著的《月令广义》收入了一幅《山海舆地全图》;明末学者潘光祖(生平不详)编辑的《汇辑舆图备考》录入两幅《缠度图》等等。《舆地山海全图》、《舆地图》、《山海舆地全图》、《缠度图》这些明代“世界地图”里包括五大洲在内的许多地理名称有采用了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的痕迹,但却在地理图形和观念上又和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有所区别。由此可见,当时中西地理学家有曾过相互参考、相互参照的交流。

晚明67年(1578~1644)产生了9部世界水平的科技著作:《本草纲目》《律学新说》《河防一览》《算法统宗》《闽中海错疏》《农政全书》《天工开物》《徐霞客游记》《瘟疫论》,这样的水平和规模在满清时期是看不到的。

利玛窦与李之藻合著的《浑盖通宪图说》、《经天该》是欧洲天文学早期传入中国的代表著。天启六年(1626年)汤若望与李祖白合译的《远镜说》详细介绍了伽利略发明的望远镜及其在天文学上的新发现,在欧洲也属于崭新的天文学知识。1629年徐光启督修《崇祯历书》,上疏‘急用仪象’第十项是请求装修天文望远镜三架,这是中国官方仿制天文望远镜的开始,距1609年伽利略创制望远镜观察天文现象,仅隔了20年。万历四十年(1612年)王英明著的《历体略》,天启年间(1621—1627)陆仲玉著的《日月星晷式》,则已经很好的融合了中国传统天文学和西方传入的数学和天文学。

明末四公子之一方以智所属的桐城方氏,是明末士大夫学习西方数理科学的一个典型案例。桐城方氏以程朱理学传家,至方以智的曾祖父方学渐接受王阳明心学,是王学在东南地区的重要传人。方以智的祖父方大镇、父亲方孔炤均学习西方天文学,方孔炤任湖广巡抚时与李万庆、罗汝才等义军八战八捷而闻名天下,他曾师从意大利籍传教士熊三拔,其著作《崇祯历书约》是明末重要的天文著作。方以智和汤若望、毕方济等很多传教士均有深交,其《物理小识》尤为杰出。而方以智之子方中通师从波兰人穆尼阁,其数学专著《数度衍》系统介绍了对数的理论和应用。

我们能在满清时期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

桐城方氏为例。方中通之后,慑于清朝的文化高压政策和文字狱的空前繁荣,桐城方氏放弃了自然科学的研究,重新去扒拉故纸堆。著名的桐城派就是思想文化高度专制下的产物,五四时钱玄同给它贴了个标签:‘桐城谬种’。即使如此小心谨慎,桐城方氏仍然不能免于文字狱。戴名世《南山集》用了南明永历年号,结果铸成大狱。戴供词承认《南山集》抄录的是同乡方孝标的《滇黔纪闻》,刑部判戴、方两家三百多人坐死,经康熙的‘宽恕’,戴名世寸磔,方孝标戮尸,戴、方直系子弟坐死,其余流徒。方苞是桐城派的理论奠基人,原判绞刑,经李光地营救后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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