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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农和后稷开辟的事业

[2007/8/10]
古老的中国,有两位传说中的农业开辟者,神农与后稷。

传说中的神农生长在西北的姜水流域(今陕西岐山一带),他第一个率领人民改变了茹毛饮血的生活习俗,开垦土地,播种五谷,从此有了农殖这一事业,人们尊称他为“神农”。

后稷是周人的始祖,也是周人的农神。他开创了周人的部落,开创了周人的农业。由此,周人对农业格外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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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周武王成为天下之王时,这个农业古国对农业的重视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形成了以农业为国家之本的重农思想。这一思想此后就成为历朝历代根深蒂固的建国大纲之一,农业始终是国家最为重视的命脉产业。

在古代中国,农业是得天独厚的,农业科学极其幸运,成为了古代中国的四大支柱科学之一。

古代中国农业科学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天时、地宜、人力”的系统理论与精耕细作的技术要领。而这都萌生于原始时期,奠基于战国中、晚期。

一、“天时、地宜、人力”的系统理论体系

古代中国在先秦时代就产生了一个很著名的“天、地、人”三才思想,它将整个世界视为一个紧密相关的有机体来看待,在古代中国有着极大的影响。这一思想渗透到各个具体的领域中,在军事上表现为“天时、地利、人和”,在农业上表现为“天时、地宜、人力”。

“天时、地宜、人力”的系统思想,将农业生产最主要的方面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统一起来,成为此后中国农业纲领性的指导思想。

农业是在开放性的自然环境中进行的生产活动,受天气的影响极大。人们常形容农业是“靠天吃饭”,即使在今天也还没有根本的改变。

天气对农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时令节气;二是具体气象。

农业上所讲的“天时”,主要是指时令而言(这也是因为古代还没有能力控制、预测具体天气变化)。必须遵循时令的变化来安排农事。于是,就有了四季的区分,有了我国独特的二十四节气。

二十四节气完全是为了农业生产的需要而创建的,或者说是在农业生产中逐渐创立了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完善于汉代初年,但它却是从原始时期就开始逐渐产生的,到战国时期已经初具雏形。

战国时期的《吕氏春秋·审时篇》,是专门论述农事与时令关系的篇章。它不仅正面阐述了农业生产必须“得时”,还从反面论述了“违时”(具体又分“先时”与“后时”)的害处,从而进一步确立起“不违农时”这样一个农业生产最基本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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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是万物之母,更是农业之母。古代中国的先民们,在先秦时期里,从对大地母亲的赞美、神化、礼祭到科学的认识、探索、研究,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历程之一。

战国时期成书的《尚书·禹贡篇》,对全国的土壤进行了分类,有根据色泽所分的黑、黄、赤、白、青黎与根据性状所分的壤、坟、埴、垆、涂泥等。

同时期的《管子·地员篇》更为专业,更为深入,它对土地的考察已经深入到了色泽、质地、结构、孔隙、有机质、盐碱性、肥力等方面,并能结合地形地貌、水文、植被等自然情况,将土壤分为了三等(上、中、下)十八类(每等六类)。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土壤地质学著作,至今仍得到现代土壤学的肯定。

这种土壤分类的认识,旨在弄清楚什么样的土地适宜于种什么样的作物,这就是“地宜”。

更为宝贵的是,古代中国的“地宜”学说,不是简单被动的,而是以能动的改造贯穿其中的。

改生土为熟土,改寒土为暖土,改燥土为湿土,改瘠(或作“棘”)土为肥土,这是最主要、最大量的改造任务。在改劣为优的过程中,盐碱地的改造令人注目。战国时期魏国邺县令史起,就引漳水来冲洗盐碱地,再种上水稻,这一改造模式一直沿用到现代。

此外,特别值得称道的是,当时的人们还懂得了过肥的土地也并不适宜于作物的生长,在《吕氏春秋·任地篇》中很辩证地提出了“棘者欲肥,肥者欲棘”的双向改造观点。

无论是什么时令,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土地上,人力永远是农业生产的行为主体。勤劳、智慧的古代中国人民,将自己的力量发挥到了顶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精耕细作的风格。

二、精耕细作风格的奠定

什么是精耕细作?

以中国农民惯常的说法,那就是:要像养育自己的亲生婴儿那样来培育、管理土地与庄稼,不厌其精,不厌其细。

如何保持土地的肥力,这是耕作的第一难题。最早的原始人类采取的是生荒耕作制,开一块的同时也就扔一块。大约在原始社会的晚期,进展到了熟荒耕作制,能较有计划地安排轮荒。在三代时期,又发展为休闲耕作制,把原来需要长期或较长期撩荒的土地,缩短为三年以内的短暂休闲。到春秋战国之际,治理出了可以无需休耕而连续种植的“不易之田”,连续耕作制就此诞生了!在一些地区,还出现了能在一年或几年之内增加种植次数的轮作制,如“四种而五获”(《管子·治国》)、二年三熟,直到“一年而再获之”(《荀子·富国》)的一年两熟制。当时最为典型的一年两熟制,就是以冬麦与春粟等相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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