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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医学教育与考试制度

[作者:彭炳金]  [2008/1/9]
二、唐代医学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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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代官方正规医学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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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正规的官方医学教育始于南北朝时的刘宋王朝,据《宋书》卷82《周朗传》,宋武帝即位后,周朗上书建议设置医学:“又针药之术,世寡复修,诊脉之伎,人鲜能达,民因是益征于鬼,遂弃于医。重令耗惑不反。死夭复半。今太医宜男女习教,在所应遣吏受业,如此故当愈于媚神之愚,惩艾腠理之敝矣”。宋文帝元嘉二十年(公元443年),“太医令秦承祖奏置医学,以广教授。至三十年省”。北魏时在太医署设立太医博士和助教,负责教授医学。这样,太医署除了担负医疗任务以外,还是医学教育机构。隋朝太医署除医博士和助教外,又新增设按摩博士和祝禁博士及助教。医博士和按摩博士各有2人,有医学生和按摩生各100人,规模已经相当可观。

唐朝太医署有医博士、按摩博士、咒禁博士和针(针灸)博士及助教各1人,共有学生85人,其中医(疗)学生40人、针灸生20人、按摩生15人、咒禁生10人。唐代太医署规模虽不及隋朝,但是比隋朝多了针灸专业。太医署医药、按摩、针灸各专业具体的教学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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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专业:医博士“掌以医术教授诸生,习《本草》、《甲乙脉经》,分而为业:一曰体疗,二曰疮肿,三曰少小,四曰耳目口齿,五曰角法。诸医生既读诸经,乃分业教习。率二十人,以十一人学体疗,三人学疮肿,三人学少小,二人学耳目口齿,一人学角法。体疗者七年成,少小及疮肿五年,耳目口齿之疾并角法二年成”。《本草》和《甲乙脉经》是医疗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课,学完基础课以后再分为四科,“体疗”相当于今日的中医内科,“少小”相当于为小儿科,“疮肿”相当于外科,“耳目口齿”相当于五官科,“角法”是一种外治方法,即拔罐疗法,因为使用的器具为兽角,故称为角法。医博士和助教负责教学,医师和医工协助博士、助教进行临床教学。贞观中“又置医师、医工佐之,掌教诸生”。

针灸专业:针博士“掌教针生以经脉孔穴,使识浮沉滑涩之候,又以九针为补泻之法。凡针疾,先察五脏有余不足而补泻之”。针生学习专业课如下:“针生习《素问》、《黄帝针经》、《明堂脉诀》,兼习《流注偃侧》等图,《赤鸟神针》等经”。

按摩专业:按摩博士“掌教按摩生,以消息导引之法以除人八疾。一曰风,二曰寒,三曰暑,四曰湿,五曰饥,六曰饱,七曰劳,八曰逸。凡人支节府藏积而疾生,导而宣之,使内疾不留,外邪不入。若损伤折跌者,以法正之”。

咒禁专业:咒禁博士“掌教咒禁生以咒禁拔除邪魅之为厉者”。咒禁术是汉代以后出现的一种用用咒语祈请神明、诅咒鬼蜮来治疗疾病的方法。道教和佛教都有有类似方法,“有道禁出于山居方术之士,有禁咒出于释氏。以五法神之:一曰存思,二曰禹步,三曰营目,四曰掌决,五曰手印。皆先禁食荤血、斋戒,于坛场以受焉”。

唐朝还继承隋朝制度,在太仆寺设兽医博士,唐代太仆寺有兽医博士4人,学生100人。“凡补兽医生,皆以庶人之子考试,其业成者补为兽医,业优长者进为博士”。

唐代从太宗贞观3年(公元629年)开始在各州官学中设置医学,有医药博士和医学生,唐玄宗开元元年(公元713年),改医药博士为医学博士,并设置医学助教。唐代京兆、河南、太原府各有医学生20人,大都督府、中都督府和上州有医学生15人,下都督府和中州有医学生12人,下州有医学生10人。开元27年又下诏扩大诸州医学生人数,“二十七年二月十六日敕:‘十万户已上州,置医生二十人,十万户以下,置十二人,各于当界巡疗’”。[4] (P.1522)

(二)唐代的民间医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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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虽然官方学校的正规医学教育已经很发达,但是民间医学教育仍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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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民间医术的传授,主要有师徒传授和医家世代相传。三国时名医吴普和樊阿就曾跟随华佗学习医术就是师徒传授的一个典型。而更多的则是医家世代相传,例如,北魏时李修祖孙三代为医,“父亮,少学医术,未能精究。世祖时,奔刘义隆于彭城,又就沙门僧坦研习众方,略尽其术,针灸授药,莫不有效”。李修从父习医术,“高祖、文明太后时有不豫,修侍针药,治多有效。……集诸学士及工书者百余人,在东宫撰诸药方百余卷,皆行于世”。李修的儿子李天授也从父习医,但“医术又不逮父”。 [6] (P.1966)北魏崔彧从僧人学医后又广教弟子,其子也成名医。“彧少尝诣青州,逢隐逸沙门,教以《素问》九卷及《甲乙》,遂善医术。……广教门生,令多救疗。其弟子清河赵约、渤海郝文法之徒咸亦有名。彧子景哲,豪率,亦以医术知名”。 [6] (P.1970)又如南北朝时名医姚僧垣,“父菩提,梁高平令。尝婴疾历年,乃留心医药”。“僧垣幼通洽,居丧尽礼。年二十四,即传家业。梁武帝召入禁中,面加讨试。僧垣酬对无滞”。姚僧垣在梁朝后任殿中医师、太医正,在北周任太医下大夫。[7] (P.839--843) 梁朝许奭精通医术,其子许澄“有学识,传父业,尤尽其妙”。许澄在隋朝曾任尚药典御,“父子俱以艺术名重于周、隋二代”。[8] (P.1783)

在中国古代还有许多人通过研读医书而精通医术,特别是南北朝以来,一些人因为父母有疾患而钻研医术,由孝子而成为名医。例如,西晋时晋陵太守殷仲堪,“父病积年,仲堪衣不解带,躬学医术,究其精妙”。[9] (P.2194)北齐李元忠,“以母老多患,乃专心医药,研习积年,遂善于方技。性仁恕,见有疾者,不问贵贱,皆为救疗”。[10] (P.313)隋许智藏的祖父许道幼,“尝以母疾,遂览医方,因而究极,世号名医。诫其诸子曰:‘为人子者,尝膳视药,不知方术,岂谓孝乎?’由是世相传授”。[8] (P.1782--1783)隋唐时期的甄权与其弟甄立言因母病研习医术,后来成为著名的医学家。“甄权,许州扶沟人也。尝以母病,与弟立言专医方,得其旨趣。……撰《脉经》、《针方》、《明堂人形图》各一卷”。甄立言,武德时任太常寺丞,撰有《本草音义》七卷、《古今录验方》五十卷。[3] (P. 5089--5090)唐代王焘,“性至孝,为徐州司马。母有疾,弥年不废带,视絮汤剂。数从高医游,遂穷其术,因以所学作书,号《外台秘要》,讨绎精明,世宝焉”。[11] (P. 3890)李逢吉之父李颜“有痼疾”,“逢吉自料医剂,遂通方书”。[11] (P. 5521)例多,不尽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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