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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个“黄金时代”——东周的春秋战国

[作者:张钦楠]  [2012/2/13]
我学习欧洲中世纪的历史是为了了解她的封建主义,进而与中国的“旧”社会作比较。我学习的方法是从人们认为是最“黑暗”的时期开始,我也把这一方法用来学习中国的“封建史”,因此,我首先选了东周的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是孔子遣责为“乱臣贼子” 横行霸道的时期,他叹息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大有出国避难之心。他周游列国,想说服各诸侯国君主回到西周初期的“礼制”时期,并且编《春秋》一书使“乱臣贼子惧”,但他的种种努力终归失败。他以后的战国时期,则更是“乱世”了。

西周是什么样的社会呢? 

下面一段话取自《剑桥插图中国史》:

“到公元前800年,西周有200多个大大小小的诸侯国,其中25个封国较大,具有重要地位。在封国中,诸侯之下又有许多卿大夫,他们职掌祭祀、行政或军事。这些职位和相位的头衔变为世袭。这样,每一个诸侯国中都有这样一批贵族之家,他们继承职位和相连的封地。社会也是按等级制设计的,有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及宫廷侍从等诸多等级。最后,普通农民似乎一般都被束缚在封地上,处于类似农奴那样的地位。”(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

这一描述,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度极为相似,即:土地分封,土地所有权和行政、军事权的一元化及世袭化,农民(如同欧洲的“维莱因”)依附于土地。

人们往往把周公旦与井田制联系起来。所谓“井田制”,用孟轲的话:“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亩。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孟子:滕文公》)

据说历史学家对这种“井田制”是否真正存在,还是孟子的理想,是有争论的。然而我却相信中国某个时期有过这种或类似这种制度的存在,至少从象形文字“井”字来看是如此。

在西周时,这种金字塔式的等级制度也曾经受到过挑战,周公就镇压过姬性亲属的叛变。但总的说来,西周(至少是初期)天子还是能控制局面的,有点像欧洲查理曼大帝时期。

到了东周春秋(公元前770年至453年)时期(孔子的时代),权力的划分就起了变化。天子形同虚设,齐桓、晋文、楚庄等几个最强大的诸侯相继称“霸”。从上到下,原来的等级制都遭到破坏。这也是使孔丘痛心疾首的事。他怀念周公执政时,“三纲五常”井井有序的时代,于是用“春秋之笔”来谴责那些破坏纲纪的诸侯及卿大夫。在他看来,这就是“乱世”(相当于我们所说的“黑暗时期”)。但与孔子的愿望相反,到战国(公元前453年至221年)时期,这种权力的一再重组更加变本加厉。从欧洲的历史来看,这种权力的一再更替,恰恰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

历史证明,分封制必然引起权力争斗,原来的等级划分必然不能持久。孔子所梦想的“礼制”,让大家都乖乖地各守本份,在分封制下是不可能实现的。长达550年左右的春秋战国期间的诸侯争霸,是分封制的必然结果,因而在我看来很像是典型的封建社会。

值得注意的是,孔丘在坚持等级制(礼)的同时,也强调对人的关怀(仁),我们甚至可以说,在他的学说中,“仁”的地位要高于“礼”,这是他思想的进步一面。这种思想传到战国的孟轲,就成为“民为贵”的观念。过去国人在“反封建”时,往往侧重于批评否定儒家的礼制观念,但忽视了他的“仁”学思想,这至少是片面的。在西方学者对欧洲封建主义的剖析中,往往强调封建领主和农民之间,有一种“合约”关系,就是农民为领主提供劳役,而领主则向农民提供保护。在战争年代,这种“保护”往往是农民得到人身安全的保证,同时也使领主能得到必要的兵力和财力来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封土。孔孟的学说中事实上也包括两部分,一是等级制中下级对上级的服从和服务,二是上级对下级的爱护,这种爱护的根本是“仁”,是“民为贵”,它也符合“合约”的思想。

儒家思想的另一个积极贡献是它的“中庸”论,这是把哲学和政治观念结合的一个范例。中庸之道首先是哲学的(我国旅美工程师林同炎先生,就把《中庸》一书的头两句解释为微分与偏微分方程的最佳阐述),然后应用于政治,成为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历来能成功治国之道。事实证明,阶级斗争有时是无法避免的,但也不能人为制造。更多的时候需要强调民族和谐,各种利益公平合理的处置。

夫子之道不行,是否说明春秋战国就是中国的“黑暗时期”呢?我的体会是:否。相反,它恰恰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黄金时代”。

春秋战国时期一个最重要的文化遗产就是“百家争鸣”的学术气氛。希腊的城邦民主能做到的,也不过如此。儒、道、墨、法、阴阳等的诸子百家,从各个领域探讨和研究了宇宙、国家(政治、经济、道德)和人,提出了多种阐释,成为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绝的学术宝库,并且开创了学术自由的先例。江青等“四人帮”的“反封建”,其本质是反对“百家争鸣”。最近从报章上看到有人反对肯定“百家争鸣”,理由是那些争鸣者多数是追求名利地位,不足道也。这不禁使我想起文革中批判“知识私有”的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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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各路诸侯战争不息,当然给人民带来了许多痛苦,但是,我们从有些史料却看到一些城市的繁荣景象。例如,战国时齐国都城临淄,就是:“车轱击,人肩摩,连衽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家敦而富,志高而扬”的景象,说明这个时期的经济是活跃的。

我国国学大师钱穆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从西周开始,延续到春秋。到了战过时期,当时的六国都已经各自演变为集权制国家,已经不是封建社会了。等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郡县制,废除封建制,虽然土地私有制仍然存在,但行政、军事权都集中在中央,实际上对分封制的封建社会已经作了致命的打击。他虽然二世而亡,但是这种郡县制却传了下来。我虽然对历史分期没有发言权,但总感到他的观点甚有道理。

西汉王朝初期,也搞过一部分的分封制,后来把这些被封的“王”一个个地收拾了,继承了秦始皇的中央集权的做法,建立了大一统的帝国。在思想领域,中央王朝反对百家争鸣,秦独尊法家,搞“焚书坑儒”;汉武帝开始,又独尊儒家。

这种中央集权的体制显然与分封制大不相同,是否能称为“封建主义”,值得怀疑。至少从字面上是说不通的。无“封”何来“建”?在西方,封建主义到法王路易十四的时代发生了变革,剥夺了贵族的权力,虽然不彻底,然而历史学家多数把这种中央集权制称为“民族专制”,与无中心或中心无能的封建制相区别。 看来这种体制,在中国早已有之了,这也是人们对“中国两千年来的封建社会”的提法产生怀疑的原因。

从这个观点看,孔子的哀叹是有理由的,因为他生活在一个他所维护的“三纲五常”的等级制正在瓦解的时代。然而,恰恰是这个转型时期,滋生了中国历史上最繁荣的学术发展,也出现了地方性的经济繁荣。从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时期不但不“黑暗”,而且是个启蒙时期,是个中国历史上罕有的黄金时代。

有意思的是,孔子之道,在“乱世”不受重视,到了西汉王朝巩固了其统治后,却被发现了它的政治价值,首先是它所维护的等级制,在中央集权下比分封制时期更为有用;其次是孔子传授的“中庸”之道,也对统治一个地理疆域庞大的帝国有用。这样,一个原来是为封建制服务的思想体系,现在被拿来为中央专制制度服务了,而这个思想体系中的“仁”学(“民为贵”) 的部分,却被抛弃了,或只是挂在嘴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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