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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好九章论史学

[作者:李洪岩]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2/2/13]
《史学九章》,汪荣祖著,三联书店2006年3月第一版,23.00元 

汪荣祖教授《史学九章》一书的中心思想,非常明确,那就是,相信历史真实,维护历史真实。他反复强调,史学的根本在于尽量重建既往的真相,作合理而正确的解释。史学一旦离弃这一根本,无异于自毁武功,难得再活。  

通人汪荣祖

内地知识界结识台湾的汪荣祖教授,始于他写的《史家陈寅恪传》。此书初稿完成于1974年,是第一部陈寅恪先生的传记。当时,事在草创,文献难征,写作之艰,可想而知。十多年后,海内兴起“陈寅恪热”。人们回过头来,重新捧读汪先生已经增订过的旧著,感慨之余,不禁由衷钦佩作者超拔的目光与学识。这期间,汪先生是以“陈寅恪研究专家”的名衔而为内地学人称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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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人们又读到汪先生的其他著作,如《康章合论》、《史传通说》、《康有为》、《章太炎研究》、《晚清变法思想论丛》、《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焘与道咸同光时代》、《学林漫步》、《追寻失落的圆明园》,等等。这些著作大都已在内地出版。去年,江苏教育出版社还专门策划推出一套“汪荣祖作品系列”。透过这些著作,人们进一步了解到,汪先生不仅是一位专家,更是通人。他的治学领域,虽以中国近代思想史为核心,却旁涉中外,极为广博。 

当然,人们不会忘记汪先生与李敖合著的那部《蒋介石评传》。这部书让我们认识到另一个面向的汪先生。李敖曾说,“成为历史学者,除了对历史在行外,还得有伟大的正义感”,而“两者兼备者,荣祖要列前茅”。《蒋介石评传》就是一部具有“伟大正义感”的著作。它让我们知道,在汪先生温文尔雅、从容不迫的风度背后,跳动着一颗与李敖一样狂傲的心。难怪,他称自己是“真隐士”。 

眼前这部《史学九章》,则展示了作者一位史学思想家的汪先生,使我们对他的认识又进一层。书分九章,可别为三类。第一类论西方之士,含吉本、兰克、汤因比、布罗代尔四人。第二类论中国学人,有章太炎、钱穆、钱锺书三位。第三类为综论,含导言、余论及第五、六两章,恰好为全书的过渡。这样,整部书就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所论内容,乃围绕史学史、史学理论、史学思想展开。采用的方法,是中西连类,相互映照。基本特点,是将理论思考与对学术史的研辨结合起来。这种特点,显然来自孔夫子所谓“著于空言,不如见之行事”,反映了作者力图将实证功夫与理论思考结合起来的思想自觉,透示出作者的治学旨趣与胸襟怀抱。熟悉钱锺书著作的读者大概会联想到,这正是钱先生的治学特点。 

汪荣祖眼中的历史真实 

作者以学识广博著称,却有其中心。这本书的中心思想,非常明确,那就是,相信历史真实,维护历史真实。整部书,虽串联古今,横贯中西,并打通宏观与微观,却时时凸现出历史真实的主题。 

作者反复强调,史学的根本在于尽量重建既往的真相,作合理而正确的解释。史学一旦离弃这一根本,无异于自毁武功,难得再活。因为有此坚定而自信的学科信念,所以作者对似乎专门与历史真实原则作对的后现代主义,采取了不愠不怒、具体分析的态度,让我们觉得既客观,又开明。 

后现代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海登·怀特说过,历史研究的过程是科学,而历史表述是文学。后现代主义史学的研究对象,就集中在历史表述的文学形式上,因而几乎没有去触及历史的研究过程。借另一位后现代主义史家、荷兰人安克施密特的话说,就算后现代主义带来了历史学的秋天,它也不过是吹落了历史学这棵大树上的一些叶子,作为大树主干的“科学的历史编纂”,还是岿然屹立的。如果说历史学的叶子无法离开美、也不应该拒斥美的话,那么,在本书中,我们看到,汪先生在批判后现代主义的同时,不但没有排斥它的合理主张,而且还积极地主张史学的著述之美。他说:“惟史蕴诗心,始称佳史”(第200页)。对18世纪英国史家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汪先生既醉心于其“笔走龙蛇的雄浑气势”,更反复称赞它文笔恣肆,善于叙事。这些,不是与后现代主义可相视一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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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导言及论述钱锺书的部分大量涉及到后现代主义史学理论,既维护了史学的本体地位,又没有深闭固拒,流于极端,不禁让人去与村学腐儒的冥顽固陋相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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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先生是从“真与美结合”的角度使用“史蕴诗心”命题的。这一命题的虚无主义指向,即历史著作无法摆脱艺术性的叙述方式,因而必然无法完全再现历史真实的意涵,汪先生不予认同。史蕴诗心,诗含史笔,二者有交叉。但是,诗所含之史笔,主要不在事实(fact),而在真实(reality)层面。反之,史所蕴之诗心,却往往在事实层面,不在真实层面。对此,汪先生认为,只要遵守钱锺书所说的“史必征实”原则,即使史家尽情描写人物的内心世界,拟作“历史现场”,也决非杜撰,“虽具文学兴味而不失实”(第213页)。笔者以为,汪先生这一观点,足以破解所谓“史学无法离开文学,因而不真实”的指责。 

说到后现代史学,不能不提到海登·怀特的名著“Metahistory”。这个词的流行译法是“元史学”或“元史”。汪先生则译作“后设历史学”(第205页)。笔者认为汪先生的译法更贴切。因为,“元”是开始、居首的意思,而怀特的立意,乃是“设”于“文本背后”的史学。这种史学,怀特归纳为几个诗学模式。其中一个,叫做contextualism,一般译作情境论或语境论,而汪先生译作“上下文的”(第207页),让人有脱掉西服、换上便装的亲切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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