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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与龙——熊图腾神话源流考

[作者:叶舒宪]  [来源:博览群书]  [2012/2/13]
一、引言:从史前女神宗教到熊图腾神话

在《熊图腾神话源流》一文(曾在2006年5月北京大学比较神话学国际研讨会宣读)中,笔者提出从欧亚大陆史前女神宗教的背景中考察中国和东北亚诸多民族熊图腾崇拜现象及熊祖先神话传说的整体性。探讨了西辽河流域8000至4000年以前的熊神偶像传统的延续性,及其对后代的华夏文明形成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在《猪龙与熊龙》(《文艺研究》2006年4期)一文中,笔者分析了从熊图腾偶像到熊龙形象的发展演变轨迹,在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的女神信仰和后代第一神话动物“龙”之间,寻觅出一条潜隐的发生线索,揭示埋藏在熟知的“龙的传人”表象背后的“熊的传人”之真相。 

本文继续探讨的是:熊图腾及其神话在早期汉族文学、史书文本和周边民族传说、习俗中所留下的或显或隐的痕迹,以及在非文字的图像世界中所遗存下来的丰富的神话动物造型传统,着重诠释古代文化中种种对熊的神化和神话化现象,试图从熊图腾文化整体上揭示其观念底蕴。 

笔者强调考古实物和图像资料对于文献资料的补充证明作用。希望通过文字训诂、古文献中有关熊的名物之分析、多民族民俗的参照以及考古学实物的视觉说服力,让这四重证据产生相互作用和共振效果,重新描述出一个几乎被后人遗忘已久的熊图腾神话传承的文化史线索。 

二、伏羲、黄帝熊号与《天问》“化熊”母题解

屈原《天问》是上古文学中难点最多的一部。关于《天问》中“化为黄熊,巫何活焉”一句的理解,疑难有二:一是化为黄熊的主人,二是关于黄熊的动物身份的认定。前一个问题主要有两种说法,鲧说,后羿说。后一个问题也涉及到两种答案:那就是陆生动物熊与水生动物三足鳖。由于旧有的注释把化黄熊的人看成鲧,而鲧禹是治水英雄,所以作为水生动物的三足鳖一说就应运而生。其实,我们审视其他古籍就会看到,与“黄熊”或“熊”有关的上古帝王神圣们不在少数。如伏羲号黄熊,黄帝号有熊等。《礼记·月令》注引《帝王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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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庖牺氏,风姓也。母曰华胥,燧人之世,有大人之迹出于雷泽之中,华胥履之,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为百王先。帝出于震,未有所因,故位在东主春,象日之明,是以称大皡,一号黄熊氏。 

伏羲的号黄熊,黄帝的号有熊,虽然不同于鲧和羿化为黄熊,但是其间的神话思维联系还是明确的。关键在于理解熊这种动物在史前的图腾神话时代起就已经具有的象征涵义:它可以充任生命与再生女神的化身。 

从《天问》的这段情节的语境的还原看,英雄后羿是要去大地西极处的宇宙山(昆仑)寻找不死药——一种能够使人起死回生的神草。所以依据上下文来判断,英雄羿化为黄熊,经历一次变形再生,是理所当然的。这种化身变形仪式,同“巫觋—萨满”的功能密不可分,因为他们就是复活女神或再生女神在俗世的直接代表,即超自然神力的真实体现者。准此,屈原时代的理性主义的疑问,即后羿化熊与“巫何活焉”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的问题,也就很容易得到神话大背景中的恰当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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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英雄与太阳》一书中提出,可以从“仪式性死亡与复活”这个角度理解羿化为黄熊之谜: 

羿在拿到不死药之前还有一次神奇的经历,这就是《天问》中所说的:化为黄熊,巫何活焉﹖古今学者众口一词地说,夹在羿神话中间的这一问是指鲧事而言的。但从叙述顺序上来判断,自“帝降夷羿”至“岩何越焉”的所有问题都是针对羿事而发问,接下来并未改换主语,那么“化为黄熊”的还应是羿才合乎逻辑和文理……羿的变形情节正是人类学上所说的“仪式性改变身份”的象征表现,其实质是让来自尘世的、犯有罪过的即污秽不洁的羿“象征性”地死去,而由主持这仪式的神巫所“复活”了的则是焕然一新的、洁净的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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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补充的是,因为不理解熊这种动物在史前石器时代文化中就确立了其主要象征涵义是“女神”,所以自古以来注释家的争论有如盲人摸象,各执一词。熊作为动物,和《周易》的动物原型蜥蜴,月亮神话的动物原型蟾蜍一样,也是神话思维中死而复生的象征。而此类象征的终极根源,来自旧石器时代末期就出现的关于再生女神的信仰。各种各样的可变形动物形象实际上充当着同一位再生女神的不同化身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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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女神的信仰产生极早。后代的人遗忘了本相,使得熊的性别联想偏重在父权制社会中的男性一边,因为威武雄壮的猛兽,更适合比拟男性。研究中国象征的专家艾博哈德认为,“熊象征着男人,就像蛇象征着女人一样。熊象征着力量和勇气。如果梦见熊,就预示着将要生一个儿子。神话中的治水英雄大禹,如同他的未能治住洪水的父亲一样,也是一只熊。”(艾博哈德《中国文化象征词典》,陈建宪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第21页) 

但是艾博哈德只看到一面,而且是相对后起的文化联想。其较早的依据可见于《诗经》的时代。如《诗经·小雅·斯干》:“吉梦维何?维熊维罴,维虺维蛇。大人占之:维熊维罴,男子之祥;维虺维蛇,女子之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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