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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学者的先秦思想史研究

[作者:程钢]  [来源:中国先秦史]  [2012/2/13]
以上两位学者均不以先秦为主要研究对象,不过,他们的研究态度与先秦思想的研究有相互沟通之处。有一对学者夫妇,布鲁克斯夫妇(白牧之、白妙子),从事先秦思想史研究。积多年的功夫,进行《论语》的辩伪研究,其成果收集在《论语辩》之中。在30年代,著名学者韦利有一比较激进的疑古观点,认为《论语》中只有第3至第9章才是可靠的,其他都是后来加上的。布鲁克斯夫妇更进一步,只相信第4章的前20节是可靠的,其余都是孔子的学生们在240年的时间内逐步加上的。这一结论引起了较大的争议,新闻媒介对这一结论作了各种很有趣的发挥与引申。不过,这一结论的本意是史学的研究,他们试图寻求真相,辩出真的孔子学说来。

以上将西方对先秦思想史的研究分作五个圈子(最后一个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圈子),总的说来只是方便的说法。目前汉学界很难说存在充分独立的圈子。在费正清时代,这样的圈子是存在的。但在费正清之后,这种拥有领袖、提倡对中国作整体性研究、并且真的能统领大块学术领域的圈子,暂时是不存在了。

在先秦思想史领域,有一些作过贡献的杰出学者,他们的立场比较复杂,没有培养出学术上的直接继承人,没有形成自已的圈子。他们留下了著作,这些著作是先秦思想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下面介绍几位。

(1)芬加勒特。芬加勒特(1921—),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教授。是有一定影响的哲学家与心理学家。严格说来,他不是汉学家,也不长期从事汉学研究,缺乏直接阅读古汉语文献的能力。不过,他是先秦思想研究中产生了最大影响的人物之一,这起源于他于60年代至70年代初的研究成果的结集《孔子:神圣的俗人》(1972年)。这是一本真正的小书,全书不过82页,由几篇论文构成。但这本书却得到了几乎所有从事先秦思想研究的汉学家的推崇(自然也引来许多争鸣),大名鼎鼎的葛瑞汉认为,此书影响了近二十年来西方对于中国思想文化研究的方向。另一位思想史专家史华慈在其先秦思想史的名著《中国古代思想的世界》一书中,第3章(论孔子)的长度超过了这本小书。这一章的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对芬加勒特的批评与辩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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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书在西方先秦思想研究史上的地位可以从两方面看,其一是学术基础,其二是价值观念。在芬加勒特以前,先秦思想史的研究中存在着一个二元取向:学术基础方面依靠中国的考据学,价值观念大都采用西方现代的价值体系,无论中外学者均难逃脱这个二元化的俗套。例如,冯友兰以新实在论为基本价值依托,参以中国的文本考据,其著作的英译本成为汉学界中国哲学史的基本著作。西方学者如顾立雅(著有《孔子:其人及神话》1949年;《中国思想:从孔夫子到毛泽东》,1953年)也基本如此,其价值取向也是近代西方的。他们有意无意地,将西方启蒙运动之后的现代价值当成了思想史研究的基本评判准则。这种二元取向成为阻碍先秦思想史推陈出新的关键因素,但汉学家却没有注意这种二元取向的深层危机。

第一个打破这种二元取向的,是“客串”汉学家芬加勒特。他的《孔子:神圣的俗人》一书,学术基础上是西方的分析哲学,而且是看似很经院化的日常语言哲学。但这本书的价值观念却是中国式的,与近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个人主义原则相左。20世纪以来,接受过新型教育的学者几乎全部接受了启蒙原则,将“礼”等同于封建礼教,视作是孔子思想之中应当加以回避的因素。推崇孔子的学者强调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批判孔子的学者强调孔子的思想核心是“礼”。在这一做法的背后,其实蕴藏着推崇启蒙价值观、否定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前提。但是如果人们想对人类的价值作更复杂的思考,对近代启蒙价值观进行否定性的批判,不是将个人本位、而是将社会中的和谐相处作为价值观的中心,这个问题就应当颠倒过来。芬加勒特所做的就是这种颠倒过来、重估价值的工作。他强调孔子的思想核心是“礼”,而且对于现代社会来说,“礼”具有实际的意义,而不是仅仅具有历史的意义。

(2)史华慈(1916--1999),哈佛大学教授。他是地地道道的哈佛制造的学者,从本科到博士,全都是在哈佛度过的。他最初从事中国革命史研究,是研究中共党史与毛泽东思想的专家,颇有成就。史华慈从事中国革命的研究,一开始就采取了思想史的路径。他认为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是相互作用的两个极,政治史应看作思想的运用史,思想史则是政治问题的诊断史。他认真对待中国共产党党内意识形态的细微争论,不视其为简单的权力斗争,从中解读新中国基本政策的取向。他很有信心的断定,毛泽东将会走独立自主的路线,而不会成为苏联政策的传声筒,这一预言很快就得到了验证。史华慈其后的研究集中于思想史领域,成为费正清麾下最重要的力量之一。他在思想史方面的主要著作有《严复:寻求富强》(1964年),《中国古代思想的世界》(1982年),此外,他还有多篇很受汉学界关注的论文。后来这些论文收集成一本著作《中国及其他问题》(1996年)

史华慈的中国思想史研究,是从现代开始(毛泽东),后退到近代(严复),再从事先秦思想史的研究。促使他研究先秦思想史的动机,是大陆60至70年代的反传统思潮。文革使得史华慈意识到,先秦思想在中国尚未进入博物馆,仍是现实存在的文化要素。他并未从严格的文献学训练入手从事先秦思想史研究,他的专长也不在这方面,很自然地,他转向了先秦思想的批评史。他对70年代之后兴起的新的先秦思想史研究的方法与思潮进行了建设性的批评,在批评中阐发自己的态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史华慈并不想阐述个人的整套见解,或许他并没有成套的见解。他特别重视中国现代的本土学者对于先秦思想形成的研究传统,这套传统有深沉的学术训练为基础,又吸取了近代西方文化中的重要因素,对先秦的主要问题有大致成体系的看法,这是一种成分均衡、大体合理的传统。虽然在不少地方,这一传统仍有待修改,但作为一种传统,是先秦思想研究最值得注意的参考系统。

史华慈想做的事情是,以中国学者形成的基本看法为参考系,对西方学者新兴的先秦思想史研究作一番纠偏的工作。因此,他的批评针对了众多的研究者。他并不否定这些学者的全部工作,他的任务意在纠偏。他想纠偏的对象不止一位,有些是新人物,有些则是旧人物。阅读《中国古代思想的世界》,最难的障碍就在于搞清楚他所针对的批评对象。批评对象之中,有些人物或倾向可以连成一条线,还有些是零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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