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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居民对环境的选择和治理

[作者:宋镇豪]  [来源:《夏商社会生活史》]  [2012/2/13]
11000年前,全新世之始,地球史上最末一次冰期——武木冰期已告结束,世界气候转暖,海水回升,间有较小幅度的海面起落或停顿。我国地处欧亚大陆的东南部,以西高东低的地势,山脉水系交叉相隔的网格状组合地貌类型特征,一方面与世界性古气候变化密切相通,另一方面也受地区性季风环流和寒温海流变迁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形成了特有的生态环境①。从这一时期起,先民的社会生活全面臻入定居聚落阶段,对于居住环境的选择、利用和治理,每每有其继往开来的固有特色,尤其至公元前22~前11世纪的夏商时代,人地关系中的积极求取精神,更得到前所未有的发扬,开创出不同的历史生活内涵。 

一 夏代挥居的人地因素

我国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因距海远近的关系,自然环境自西而东呈现出一些差异性。华北西部、陕甘高原一带,更新世晚期堆积形成的黄土层,后受夏季内陆暴雨的冲刷,以及人们从事各种土地活动的影响,土壤侵蚀,坡积发育加速,基本表现为以灌木和草木为特色的森林草原景观。华北平原中部,邻近山区的构造运动,造成河谷下切,河谷里的冲积层形成了堆积阶地。沿海地区的海侵,又使河流下游坡度减少,洪水泛滥,发育了许多湖泊沼泽。温暖的气候,卑湿的沼泽或森林草原景观,丰富的亚热带动植物种类,河谷阶地或涌泉地,大致仍是夏商居民择居面向的自然生态环境。

但在夏代以前的漫长岁月,人们对于环境的依赖和适应能力还很有限,考古发现表明,中原地区仰韶一龙山文化时期先民,选择居址主要取河道比较稳定的大河支流两岸阶地或阳坡,敢光较好,土壤疏松肥沃而利于农作,靠近水源而便于生活,地势相对较高,既不致低潮伤身,又可防范敌侵及避免水患①。据有关仰韶文化遗址分布的宏观考察,渭河流域平均每千平方公里约6.5处,河南伊洛—郑州地区及山西南部每千平方公里约仅2.8处,其余地区密度不过1处②,显然各聚居点有相应的生物圈,其间回旋余地颇大。人们对生存环境的取舍,基本不受人口分布压力的限制,人地关系中顺乎自然的惰性,远胜于主观改造自然的紧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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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夏初,情况有所变化。据《孟子·膝文公下》说: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这则史影当源出居于河谷地带或沼泽边缘的先民对于洪水灾难的可怕追忆,有关人物应放在治水的特定场景下观察③。尧时的消极避水,禹时的浚水导流,实反映了两个时代人们在自然界面前所能采取的态度和有所作为的能量。前者大体揭示了原始社会晚期人们一旦面临严重自然灾难,往往显得无能为力,“民无所定”,常常不得不放弃原先经营的生物圈,另谋生路。后者禹时已介于夏王朝建立前后,生物圈的周旋余地己大大缩小,相反人们抵御灾变的能力却大有提高,势必促使人们在顺乎自然的同时,变消极为积极,“平土而居之”,正反映了新时代人们努力治理和保护生存环境的积极姿态。

夏代纪年大致在公元前22世纪末,至前17世纪晚叶。《逸周书·度邑》云:“自摊油延于伊汭,居易无固,其有夏之居。”夏王朝的中心辖区当在中岳嵩山和伊、洛、颍、汝四水流域的豫西地区。《左传·定公四年》记西周初成王封唐叔于晋,有“封于夏虚,启以夏政”之语,推测晋南一带是夏的重要统治区域。相应的考古学文化,在豫西有二里头类型文化,在晋南有东下冯类型的二里头文化①。前者的考古遗址已发现80余处,主要分布在黄河中游南面的伊、洛二水问洛阳平原,以及妆、颍上游的河谷地带。后者的考古遗址约近50处,分布在汾河下游涑、浍二水一带的河谷盆地②。居址的环境选择大都位于靠近水源的河边台地或缓坡上,自然地理条件甚优,这与此前的原始聚落择取环境并无根本性区别。但居址的地理分布空间却大为稠密,有的密集布列于同一河流的两岸,彼此间距离很近,互为比邻。(图l)其文化堆积层一般很厚,延续年代较长。显然,随着夏代人口的蕃衍增殖,生存空间趋小,尽管社会生产力有提高,统治者有可能动员社会集体力量,在治理自然方面作出较积极的努力,但毕竟尚欠备向大片远离水源或不宜农作的地区辟立新地的生存手段,当自然条件暂时变糟时,人们不可能很容易地在附近另觅熟地,轻率作出弃离原居地的举动,治理和保护原生存环境也就变得十分重要。居址分布疏密的两分现象,是当时人地关系矛盾的基本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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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登封告成镇王城岗城址,据说是“禹都阳城”所在。这里为两水交汇的河谷丘陵地带,东傍五渡河,南与箕山隔颖河相望,背倚嵩岳,城建在一个地势略高于周围的土岗上。文化堆积显示,自龙山至夏商一直延续下来,没有中断。城建于龙山晚期,或因“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①,城垣大部一度被五渡河和西北来的大水冲毁,出于安全防卫原因,人们在紧傍原城西部又再筑其城,后又遭山洪,北垣外出现一条东西向大冲沟,城垣东北隅被冲垮。面对洪水再三肆虐,人们仍“尽力乎沟洫”②,没有轻弃故地,在治理自然环境方面作出了前赴后继的不懈努力。城废后,灰坑仍超过前期半数以上,可见还是相当兴盛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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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南夏县东下冯遗址,是夏代的一处居址,一直延至商代前期,相对年代为公元前19~前16世纪约300余年。这里属中条山和鸣条岗间陷落盆地,居址择立在青龙河台地上。也曾遭山洪相袭,现犹见一条大冲沟将居址北部毁去。夏代居民曾环居址挖出两道宽5~6米、深3米的“回”字形封闭式濠沟,还凿井饮水。至商初人们又在原址上筑起城垣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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