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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汉代政治中的儒法并用

[作者:刘豪]  [2012/2/13]
摘要:儒、法两大学派的政治立场截然不同,治国理民之术大相径庭。然而两家的治国方略在西汉政治运作中占据重要地位。儒家学说对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作用积极;法家学说对维护皇权,整顿吏治作用更为突出。在两汉王朝的实践中,两种学说被统治阶级接纳,形成了传统的“恩威并用”的统治手段。 

关键词:汉代;儒法并用;政治 

一、西汉初年儒法并用的萌芽 

儒、法只是文化学派的区分,把他们运用到政治中去,还在于统治者对它们的接收采纳。西汉统治者吸收秦亡教训,重视儒家在社会伦理方面对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但西汉仍是专制王朝,维护皇权的稳定是统治者的首要目的。因此,西汉的统治者们,把儒学作为人性化的外衣披在了法家政治的实质内涵上。他们自觉不自觉的在某种体制下,把一切有利于统治的措施应用到统治中去,儒法兼用表现的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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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高祖十一年十二月的诏令中就已经有了儒法并用的萌芽,“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1]把周文王与齐桓公并举,透露着王霸兼采的思想。文景盛世的形成,史家认为与汉初的无为而治的行政措施密切相关,这主要是从经济的恢复而言。政治上,特别是皇权的加强方面,法家的有为政治表现的相当明显,为加强君权,晁错主张君主必须善于运用权术,至于教民忠厚,利民以役,都是术的展开,或为术服务,是把儒家文化吸收到法家文化中来,为法家文化提供人性化的补充。 

事实上, 西汉一直是重视法治的。汉初的黄老思想, 主张清净无为, 对秦代的严刑酷诛来说, 似乎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但是, 它的实质仍然是严酷而毫不放松控制与镇压的“法治”。它纠正与改变的是秦代对法治的滥用,而其法治的精神与立场, 则是没有改变的。黄老思想对政治、人生、社会秩序,不诉诸于道德说教和宗法亲情;不乞求理性的自觉,而完全求助于漠然无情的暴力和物质手段的奖罚,认为惟有法律、吏治、强力,才是巩固统治,建立社会秩序的可靠手段。汉初统治者在清净无为的宽容面貌下,所严守不失的正是法家思想的这个基本精神与立场。《汉书·刑法志》载:“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蠲削烦苛,兆民大悦。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在萧何的“九章”中,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其后,文帝尚宽大,除肉刑,但是“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到武帝时,“奸滑巧法, 转相比况, 禁网寝密, 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2]法治更是空前残酷了。汉代统治集团,一百多年内,无论皇帝还是执掌实权的大臣,一直是崇尚法治的。 

二、元帝前儒法并用的形成 

武帝标榜“独尊儒术”,实际上其法治比文景时期更加严酷。特别是他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打击不法地方豪强和削弱诸侯王势力以及多次出击匈奴, 无不是其“霸道”的反映。从武帝到昭宣时期,西汉在政治中的儒法并用正式形成。

武帝时,董仲舒对儒学进行改造,他认为统治阶级统一思想的目的在于感动民心,净化民性,完成“民受未能善之性于天,而退受成性之教于王。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的目的,并单靠所谓的“三纲五常”等级秩序和名教纲常的礼乐教化已经很难取得实际的效果。

公孙弘则在儒术独尊的背景下“引法入儒”,受到汉武帝的重用。他对“德”、“法”之间关系的论断,在他的对策中表现的很清楚,他说:“臣闻之,仁者爱也,义者宜也,礼者所履也,智者术之原也。致利除害,兼爱无私,谓之仁;明是非,立可否,谓之义;进退有度,尊卑有分,谓之礼;擅杀生之柄,通壅塞之途,权轻重之数,论得失之道,使远近情伪必见于上,谓之术。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当设施,不可废也。得其要,则天下安乐,法设而不用,不得其术,则主蔽于上,官乱于下。此事之情,属统垂业之本也。”[3]意思是“德”、“法”均为治国之本,不可偏废。而“法”(公孙弘主要指的是“术”)则是本中之本,不然就会造成“主蔽于上,而官乱于下”的皇权削弱局面。对于公孙弘的“引法入儒”汉武帝是非常清楚的,汉书本传载 “于是上(汉武帝)察其行慎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上说之。”正是由于“法家”思想对皇权的有利因素,所以西汉政府前、中期的统治思想里“法家”都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宣帝还为元帝偏向“儒术”而大发雷霆,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4]成帝时的刘向,主张德法兼施。[5] 

以上我们可以看到,西汉从建立到灭亡一直存在儒法并用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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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汉时期儒法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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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前期的统治者在笃信儒学的基础上,实行宣扬伦理纲常、褒奖名节的教化政策,以柔道治天下。名教之治虽然对稳定统治起了重要作用,但和帝以后,外戚、宦官交替专权,吏治腐败,贪残公行,“德治”和教化已经失去了应用效能。于是法家思想又走向前台,形成了具有时代特色的法制思潮。东汉初年诸帝都大力提倡儒学,如光武帝其实东汉前期诸帝在实行柔道治国的同时,法家的法治政策也是政治中的一大特色。如范晔论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达。内外无幸曲之私,在上无矜大之色。断狱得情,号居前代十二。”[6]重刑法,轻德治是法家政治的基本方略,明帝为对付日益强大的豪族而采取的重法措施,正是以法家为指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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