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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河间儒学与中央朝的关系

[作者:成祖明]  [2012/2/13]
摘 要: 西汉景武之世,河间是一个儒者云集的儒学中心。其整理文献、发明绍述之功在我国学术思想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然其主张封建周制与中央朝所主张的郡县有着严重的冲突。献王在冲突中结束了其悲剧性命运,儒学则在冲突中渐形成了河间与中央两大儒学系统,成为“今古文经学”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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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河间献王;河间儒学;封建与郡县;今古文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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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汉书·河间献王传》,河间献王刘德,景帝第二子,景帝前二年立,在王国中高举儒学,且身体力行,言行举止都遵循儒家的礼仪法度,并推行儒家的仁政,以民为本,“温仁恭俭,笃敬爱下,明知深察,惠于鳏寡”。遭遇秦火之后,六艺经典已经残缺不完,佚散民间,他聘求幽隐,收拾余烬,以重金求购天下遗书,并抄写好的副本给原主,自己留下真本,“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古文先秦旧书几乎都被网罗。为表彰六艺之学,他特立毛公、贯公分别为《毛诗》、《春秋左氏传》博士,《西京杂记》并记其“筑日华宫,置客馆二十余区,以待学士,自奉养不逾宾客”,由是“山东诸儒多从其游”,“天下俊雄众儒皆归之”,河间遂成了声明远播、鼎盛一时的儒学中心。这个中心对景武之世儒学的发展与变迁起到了极为重要作用,是这一时期中国学术由子学时代向经学时代过渡的关键环节,对汉代学术的演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传统上学界对河间儒学的重视主要是在其搜求整理文献上。清儒戴震有《河间献王传经考》一文,其认为河间所传之经:《周官》、《毛诗》、《左氏春秋》、《礼》、《礼记》、《孟子》、《老子》;而《仪礼》,大、小戴《札记》,多采自献王之《古文礼》与《记》[1]。如今天我们发现古籍简编一样,整理校刊是一个巨大精细的工程。没有献王和河间儒者的努力,儒学在汉代重新焕发光芒是很困难的。所以司马光在《传家集·河间献王赞》中说:“噫!微献王六艺其遂殪乎!故其功烈至今赖之。”唐世隆在《修河间献王陵庙碑记》中说:“天不丧斯文,乃有河间献王德者,修学好古,被服儒术,招集四方文学之士,购求遗书,献雅乐,补《周礼》,慨然以斯道为己任焉。”[2] 

不过,为多数学者所忽视的是,河间儒学在义理思想上的发明绍述之功,特别是围绕着“治道非礼乐不成”的政教思想的学术建构,对我国学术思想史产生的深远影响。班固说献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这既概括以献王为首的河间儒者整理文献的态度,也精准地概括了他们的儒学思想。“修学好古”,是指对儒学传统的努力继承,“实事求是”则是指根据客观现实进行发展重构。这仅从刘向《说苑·建本篇》保存的一条佚文可见:“河间献王曰:‘管子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谷者,国家所以炽,士女所以姣好,礼义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书》五福以富为始。子贡问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此治国之本也。一如四库馆臣所指出的:“其议论醇正,不愧儒宗。”又《汉书•艺文志》:“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其内史丞王定传之,以授常山王禹。禹,成帝时为谒者,数言其义,献二十四卷记。刘向校书,得《乐记》二十三篇。与禹不同,其道浸以益微。”由于对“与禹不同”的理解有分歧,学者对《礼记·•乐记》是否为献王所作存在争论。实际上这是学者对河间文献的流传不明造成的误读,刘向校书所得《乐记》乃中秘所藏河间《乐记》正本,而王禹所传《乐记》为民间流传之本,在流传中出现了讹误和增衍是正常的。因此,“与禹不同”乃是指不同底本,这一点,亦为郭沫若先生肯定。又《经义考》卷一百六十七载:“柳贯曰:《小戴礼记·乐记》,郑玄《目录》云‘汉武帝时,河间献王与诸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又云:‘《乐记》,以其记乐之义,于《别录》属《乐记》,盖十一篇,篇虽合而略有分焉。”从郑玄这条佚文来看,今存《乐记》为河间献王及诸生所用并无疑义。而对献王作《乐记》的发明绍述之功,宋儒黄震说:“《乐记》第十九,孔氏疏谓此书有乐本、有乐论、……盖十一篇合为一篇。且谓汉武帝时河间献王与诸生共采《周官》及诸子所作。愚按此书间多精语。如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如曰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皆近世理学所据,以为渊源,如曰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又晦庵先生所深嘉而屡叹者也。”[3]由这段话可见河间在儒学思想史中的重要地位、对宋学影响之大。所以在宋儒看来,献王的卓识和思想远远超过同时代的儒者。叶适在《习学记言》卷二十三中说;“河间献王得《周官》……先王孔子之道,赖以复传,于今其功大矣。贾谊、董仲舒之流不能望其十一也。……班固言王答诏策三十余事,推道术而对,得事之中,文约指明,此亦过谊、仲舒之流远矣。”明唐世隆则从道统的高度赞扬献王们发明绍述之功:“夫以世远言湮,经残教驰之后,犹能有功于道统如此,其视关闽—濂洛诸儒,发明绍述之功,固不多让”[4]。曾国藩指出:“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名目自高,低毁日月,亦变而蔽者也。”[5]这里曾氏准确地指出了“实事求是”的两层内涵,如其所言清代之考据学、宋明理学都与河间的“实事求是”之学有密切的渊源。由此可见河间献王及河间众儒对我国学术思想史的重大贡献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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