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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儒与王莽:评述西方汉学界的几项研究(四)

[作者:陈启云]  [2012/2/13]
在此再次强调,我在这些问题上的论述,不是我一己创发的,而是在前人研著的基础上作出进一步的探讨。钱穆师的著作之外,最重要的是毕汉思 (Hans Bielenstein) 的巨著《汉室复辟》。 

七、毕汉思的巨著《汉室复辟》 

毕汉思的《汉室复辟》, 此历时十四年始出版完竣之巨著(共约700页;约为普通国内版1000页以上),Hans Bielenstein,“The Restoration of the Han Dynasty,I -III,The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y 以下简称BMFEA(Stockholm),I,No. 26(1954); II,No. 31(1959),pp1-287; III,No. 39(1967),pp1-198.其研著基础又是建立在毕汉思更早的著作:《中国中唐以前的人口登录》和《前汉书所记的灾异试释》;“The Census of China during The Period,2-742 A. D.,BMFEA 19 (1947),pp. 125-63;“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rtents in the Ts'ian-Han-shu,BMFEA 22(1950),pp127-430.此系列研著出版历时二十年以上,先后互应,有如连环相扣。 

 在分析《前汉书》中关于灾异祥瑞的记述,毕汉思对班氏史书的取材根据和史笔深入研究,因而进入《汉书·王莽传》史笔的可信程度问题;又由王莽兴亡的研究而进入研究东汉中兴的问题。其《汉室复辟》卷I的副标题即为 《导论:关于<后汉书>的历史编撰学》(Prolegomena on The Historiography of the Hou Han Shu)。在此二文中,毕氏详细讨论西方汉学家对中国传统史书叙事的可靠性的各种异议。分析结果他认为此等史书记事大都言之有据(绝少虚构),但都经过史家的文饰。这也牵连到毕氏前此对中国史书人口数目的研究:这些数字大多以“官文书为根据,并非史家捏造,但其可靠性须视所据的“官文书的登载准确性而定。这些记述应分别考证,不能一概而论(不可全盘否定或全部肯定)。由于这是西方汉学家对中国传统史学的重要评价,所以在此特别一提。 

 毕汉思进一步研究分析关于《汉书·王莽传》的史学史笔问题。班固《汉书》成于东汉刘氏复国初期的盛世。国史一般传统,王莽于刘氏汉室是“篡位逆臣,应受口诛笔伐;加以王莽是“亡国之君,更应受到严苛的贬斥。但出人意料的是,《汉书·王莽传》对王莽的记述并不如此,而是毁誉参半,甚至是誉多于毁。这一方面显示出早期中国正史笔法相当公允平实,并不由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全面把敌人“魔鬼化。另一方面,则可能因为东汉刘氏虽然重建汉室朝廷,但一般人心,尤其是儒士们(知识分子 ?),可能有很多人仍然同情惋惜甚或继续在内心支持和效忠王莽。因而班固不能对王莽过于贬斥。(启云按:这和上论秦亡汉兴以后,《史记》尚述: “人称李斯极忠,贾谊还说“秦并海内……天下之士裴然乡风 的语境是前后相映照的。)因此毕汉思推断王莽败亡不是由于儒士群的离心或反叛,而是另有原因。为了解答这问题,他广阅有关史料,由正史到《东观汉纪》、侯瑾《汉皇德纪》、《七家后汉书》、袁宏《后汉纪》、张餏《后汉纪》,后人的注解如王先谦《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周寿昌《后汉书注补正》;编订如《二十五史补编》所收者;考证和札记如赵翼《廿二史札记》、洪亮吉《四部发伏》、陈景云《两汉订误》、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刘餑《东汉书刊误》、张元济《校史随笔》、何焯《义门读书记》、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今人研究如朱希祖《汉唐宋起居注考》、吕思勉《秦汉史》、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戴蕃豫《范晔与后汉书》、翦伯赞《中国史纲》、杨联升《东汉的豪族》,和20多种西方的研著。并把西汉新莽至光武中兴间所牵涉的人物的背景行径照时间地点先后排列,分析讨论。(在《汉室复辟》,II,BMFEA 31(1959)中,更用287页把这些人的行动的时间地点的史实一一重整,加以论析。)这不只是对王莽败亡,汉室中兴原因的论析,而是对由王莽兴起发展至东汉建立的史料史实最详尽的整理与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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