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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儒与王莽:评述西方汉学界的几项研究(四)

[作者:陈启云]  [2012/2/13]
八、余英时对东汉政权建立的论述 

关于新莽败亡,光武中兴问题,余英时1955年在香港新亚研究写成硕士论文《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刊《新亚学报》1:2(1956. 2)。收入余英时(1980)。[ZW)]根据余氏在1956年的追记及1979年增订的《后记: 毕汉思王莽亡于黄河改道说质疑》(收入上引1980年本),此论文由1955年8月“开始撰写, 同年十月初便离开香港“到达剑桥。在不到二个月完成此五万多字文章,确是敏捷过人。余文总结认为(1)“东汉政权的建立实以士族大姓为其社会基础;(2)“光武集团之所以能获得最后的胜利,除了刘秀个人的身世,及其所处的客观环境外,他和士族大姓之间取得了更大的协调,显然是主要原因之一;(3)“士族与大姓在广泛的社会经济立场是相当一致的……要想把士族与大姓截然分开……很为困难,但……掩盖不了他们在文化特质上的差异,……正是光武集团崛起于群雄之间的重要关键。……士族起着主导的作用……是大姓跟着士族走……铁案难移。 

 和上述毕汉思的研究比较,余氏所论的(1)与毕汉思相合,但是对于当时牵涉到的士族大姓的论述、引证、和分析都比毕汉思更详细更深入(余文用中文撰写、引文亦大为方便);余氏所论(2)亦与毕汉思相合,但毕汉思对刘氏协调当时大姓集团与饥民集团的经过的史实叙述比较详尽确实;余氏所论(3)则为毕汉思所远远不及,甚或多所忽略(我的评论见上节)。准此,余文与毕文各有长短(上列1、2)。 

 余文在《后记》(1980年所补的注1)中提到:“陈启云在他的《荀悦》专著中企图调和我和毕汉思……的分歧。……关于天灾性质的解释……我们之间的歧异,是无可调和的。其实我不是在调和毕余之间的歧异,而是结合了二者研究中允当可取的成果。更重要的是我对汉儒与王莽的互动发展作出进一步的分析,而修改了余文的论点(3)。两汉之际,儒生与大姓及地方豪强的分、合、同、异,我和余英时的论点大致相同。不同点是我认为(A)汉儒的“改革乃至“革命理念理想是汉代儒学的核心思想, 更是王莽兴起的很重要因素(这综合了上述钱穆、胡适、德效骞、沙晋德等人的研究成果);(B)秉持此理想的汉儒并不反对王莽,他们一部分在新莽覆亡时与王莽共同身殉;未丧生者或则公开表示“不食周(汉)粟,成为隐逸独行中人;或则对天下“大同理想感到幻灭(我在《剑桥秦汉史》第十五章的首句),退而求其次 (小康理想),注重“宗亲“乡党之和好, 团结地方力量, 而成为六朝“士族的远祖。东汉光武政权失去了这种儒士和儒学理想的支持,日益保守堕落,是日后外戚宦官当权的渊薮。“清议、“党锢、“黄巾事件,正是这二趋势(儒学理想和保守堕落的东汉政权——杨联升师谓之“清流与“浊流)最后冲突的结果。准此,王朝政治“改革“革命的理念理想不但是理解汉儒的要义,也是分析西汉、新莽、和东汉兴亡不可或缺的因素(这是余氏著述的缺点,也是某些学者为余氏误导的根本原因)。陈启云 (2006.1); (2000), 页18-45; 又〈关于东汉史的几个问题——清议、党锢与黄巾〉《燕园论学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页123-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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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英时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攻击毕汉思的“水患论,因而(或者还有其它难言的原因)完全忽略了我在思想文化层面上对汉儒与王莽的析论。这正是余英时著述最大也是最一贯的缺点——由“反智论到《朱熹的历史世界》(台北市:允晨文化,2003)都犯了这毛病。这在余氏全力抨击毕汉思的“水患说中表现得很清楚(上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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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后记》自述在1956年初到哈佛大学,呈送他的《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论文给杨联升师,杨师一秉西方学术研究的原则(见上第二节),指出毕汉思的著述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余氏因而匆促写此《后记》全力攻击毕氏“水患说来为自己辩解; 这是情有可原的。在23年后(1979)重刊此文, 余氏虽补入了一些论点和证据(如上述提到我的研著),但仍坚持当年的偏见,以致此《后记》仍然谬误百出;这便不禁令人怀疑他的反思反省能力,和史学修养了: 

(1)《后记》:“杨联升……早在1936年发表于《清华学报》的《东汉豪族》因为未有单行本流刊,我也一直不知道它的存在。(按:学术论文首重在学报刊发,印单行本是后事;不知道有某单行本尚可原谅,不知道重要学报上的重要论文,确是“孤陋寡闻了(余氏自责语)。此《清华学报》当年在国内是重要的学术期刊,以中文刊行,毕汉思远在瑞典尚能看到并引用,余氏在香港写硕士论文却不知其存在,实令人难以理解。) 

(2)余氏《后记》提到他的论文初稿在他抵达哈佛大学后,“又从容校改一遍,而且“哈佛大学的汉和图书馆藏书极为丰富,使我可以找到我需要的一切材料。余氏当时已知毕汉思有“户口调查研究专文(按:即上引BMFEA, 19, 1947)为其“水患说的重要论证;但余氏全力攻击毕氏“水患说,却“没有看到他的户口调查的文字,无法确定其可靠性。毕文在哈佛图书馆可随时借阅(数年后我尚且在书店买到上述毕氏在BMFEA所发表的各著作),余氏却不一顾。甚至23年后,余氏在1979年增定其《后记》时似亦尚未一阅毕氏此文。这是对学术的玩忽。(案:毕氏此文题目正确中译应为《中国在公元2-742年间的人口登录数字研究》,不是“毕氏他自己的调查(余氏文);余氏所云是一种严重歪曲。) 

(3)上面说过毕汉思对王莽的研究与他对《汉书》和《后汉书》史笔的研究密切相连。余英时为了避开这一点,或未读毕著而不知这一点,因而在《后记》说“我又不是专门研究《后汉书》的。余氏的硕士论文和在哈佛的博士论文《汉代的生死观》(Views of Life and Death in Later Han China,Ph. D. Dissertation,Harvard University,1962),以及第一本英文书《汉代的贸易与领土扩展》(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 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lations.,Berkeley,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研究的都是东汉(或汉代),怎能不研究《后汉书》呢?余氏又说:“毕汉思……书……前一部是研究《后汉书》的,与本文(毕文《汉室复辟》? 余文《东汉政权……》? ) 无关。如果余氏看过毕氏著作,怎能说出这样的话?即使余氏未看过毕著,说研究《后汉书》与研究光武中兴无关,不但是对学术的玩忽,而且是缺乏史学常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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