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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儒与王莽:评述西方汉学界的几项研究(四)

[作者:陈启云]  [2012/2/13]
(4) 余氏《后记》自述获悉毕氏著作,是由杨联升师告知;杨师当年大概提到毕氏认为“黄河水患是王莽政权覆亡的主因。根据上节所论,杨师此语不误;但余氏闻到此语后,未细读毕氏著作, 即撰文全力攻击毕氏“水患说,则是很严重的学术缺失。如果余氏平心细读毕文, 便会知道,如上节所论,毕氏的研究, 由东汉时山东地带“人口减少至南阳刘氏光复汉室,共有六个环节 (i-vi) 的论证,节节紧扣。纵使“水患说不成立,亦无损毕氏其后五个环节的论证, (ii- vi)。毕氏论定汉代儒士并未强烈反对新莽政权,而新莽政权的覆亡主要不是由于儒士(士族大姓?)的反对的论证仍然对余氏“士族大姓论有致命的威胁。 

(5) 关于新莽时期“水患的史证,《后汉书·王景传》:“平帝时,河、汴决坏,未及得修。建武十年,阳武令张汜上言:‘河决积久,日月侵毁,济渠所漂数十许县。……宜改修堤防,以安百姓。'书奏,光武即为发卒。方营河功,而浚仪令乐俊复上言: ‘昔元光之间,人庶炽盛,缘堤垦殖,而瓠子河决,尚二十余年,不即拥塞。今居家稀少,田地饶广,虽未修理,其患犹可。且新被兵革,方兴役力,劳怨既多,民不堪命。宜须平静,更议其事。'光武得此遂止。 按:引文谓光武时“其患犹可”,是指其时水患为祸已久,该地本是“人庶炽盛”,但今已“居家稀少”(这也证实了上述毕汉忍思对两汉人口数字研究的结论),水灾对稀少的居民为患不太严重,不是水患本身不严重;余英时据此得出结论谓“水患在建武十年还不算太严重,故光武帝虽一度动工,依然因恤民而中止。此论可谓误读史籍,歪曲论证: 

(a)“河决积久……漂数十许县……乃至居家稀少(十室九空?), 可以看成不算太严重,真是“没良心、没人性的话;

(b)光武中止动工,主要原因应是“新被兵革(当时内战正亟),光武政权尚未稳定,无力从事大规模治河工程,而不是什么“恤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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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河患要到明帝时,国力渐复才能从事: 《后汉书·王景传》继云,“后……兖、豫百姓怨叹……。永平十二年……夏,遂发卒数十万……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虽简省役费,然犹以百亿计。 这是很大规模的工程;足见灾害之严重性; 黄河决堤可以看成“为患甚微(余氏文字),不知是何居心。

(d)《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十三年……乙酉,诏曰:‘自汴渠决败,六十余岁,加顷年以来,雨水不时,汴流东侵,日月益甚,水门故处,皆在河中,漭漾广溢,莫测圻岸,荡荡极望,不知纲纪。今兖、豫之人,多被水患……宜任水势所之,使人随高而处,公家息壅塞之费,百姓无陷溺之患。议者不同,……久而不决。今……河、汴分流,复其旧迹,陶丘之北,渐就壤坟……滨渠下田,赋与贫人'。(按:十室九空的壤坟,只能用来安置无家可归的贫民) 

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上推六十余年为平帝时(公元1-5年),中间经过建武十年(公元34年),中间水患不绝,百姓流离失所,这应是不争的事实。由于“河患(尤其是历经六十多年的河患)是长期性的,史官不能逐年记录,《汉书·王莽传》不记此事是可以理解的; 余英时因而认为毕氏所论王莽时的水患为“纯是假想,毫无佐证,是不公允的 (毕氏研究东汉时山东地区人口大减就是有力佐证,余氏为何不一阅该文?); 反而是余氏“王莽时代河患恰好是比较轻微的的看法不但有违史证,而且是缺乏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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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余氏为了要打倒“水患说, 引用了不少王莽时“旱灾“蝗祸的史证,认为“旱灾与水灾不能同时并存,有旱灾便没有水灾。这是不理解黄河水患者的说法。黄河流域在同一日或同一月间水患旱灾或者不可能并存,但在一、二年之内,水旱交加便是常事了。毕汉思对黄河改道的情况有合理的考证;黄河在故道时因为有固定的河床,水量集中,蒸发面小,有力抗旱;改道以后,新河道尚未固定,“漭漾广溢,莫测圻岸,水量分散“所漂数十许县,蒸发面广,水源容易流失,因而产生更大更多旱灾。更重要的是,纵使余氏能证实王莽时没有大水患,但旱灾蝗祸仍然可以产生大量饥民、流民为盗,毕汉思论证的第(ii)-(vi) 环节,反而得到证实。余氏可谓枉费心思,而误导国内中文读者。 

九、 余英时对“士和知识阶层的论述



余英时全力攻击毕汉思的“王莽亡于水患论主要的原因可能不只是因为这是余氏在新亚研究所的论文所忽略的,而是有更深层的原因。 余氏关于“反智论、“儒生法吏化论“王莽亡于士族反抗论、“光武中兴由于士族大姓集团的支持论、及“士之群体自觉论(《魏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新亚学报》4:1,1959.8)等论述,有一共同观念,即他把“儒、士看成一特殊“阶级,余氏名之为“知识阶层;“阶层(stratum)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class) 不同;但在余氏心中,其具有“特殊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意识形态则与马克思的“阶级相近,这是不正确的。“阶级是基于经济利益和权力结合的实体结构;“阶层是超乎经济利益和权力实体的社会功能性的组合,如上文第四节韦伯论析的公型组合(bureaucracy; bureaucrats公共人物,公务人员,官僚 ? )。Creel 和 Max Weber 的研究见上第四节, 注24-26 。专门研究中国士族的法国汉学家白乐日(Etienne Balazs)在其英译论集《中国文化与官僚体制》,使用了“elite 精英(又分cultural elite文化精英;educ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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