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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儒与王莽:评述西方汉学界的几项研究(四)

[作者:陈启云]  [2012/2/13]
nal elite教育精英等)、“literati文士、“Confucians儒生、“gentry缙绅、“bureaucrats官僚(实应译为公务人员)、“mandarin官员 (这才应译为官僚)等不同名称来转译中文 “士;这都是功能性的界定;白乐日认为“士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地位(即 status-honor)能历久不坠,原因在于其具有多种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功能,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可或缺。[10]“士农工商:士为四民之首,原因是农工商都是经济利益的实体,士则是功能性“阶层;其功能不在维护本身或本“阶层的经济利益,而在其能超越本身或本“阶层的经济利益来整合调度各种不同的经济(生产力)实体(农、工、商)的利益;这不是一种经济实体,而是一种社会文化功能;维持这种功能的是在社会文化中“约定俗成的理念,并由此社会文化力量巩固为一种道义、提升为一种理想(如“仁者爱人、“公尔忘私、“天下为公、“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一旦其违反了这道义丧失了这理想,便会失去了这功能,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这是为什么我一直坚持“儒、士 的道义理念和理想是研究汉儒的首要论旨——正如现代的知识份子或“阶层的功能在追求获取和更新知识; 背弃了这功能, 便不配做知识份子。陈启云《中国中古士族政治考论之一(渊源论)》《新亚学报》, 第十二卷(1977); 收入陈启云(2001, 2003)。但余氏看来,凡是支援和有利于“儒、士阶级的便是“主智;批评、反对或不利于“儒、士阶级的便是“反智; 儒生在两汉政府中得势,便成为“儒生法吏化;因为在余氏心目中“法吏(应是更广义的“官吏)是一“官僚阶级(而不是“阶层), 儒生一进入此阶级便会接受此阶级的“意识形态,放弃原有之“儒、士理想(一般所谓“修、齐、治、平乃至“大同),而尽力维护此特殊阶级之“既得利益,即他所称的“法吏化(官僚化)(这是余氏对某些学者误导的第二点)。余氏新著《朱熹的历史世界》仍有此倾向(抹杀了朱熹的理念理想)。其《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和《名教危机与魏晋士风的演变》二文稍异于此。收入余英时 (1980)。因为此二文的论述中心是思想文化(精神、理念、理想),余氏不能不承认中国的“士有其“脱俗(即不完全离弃了其理念理想道义,不完全为阶级意识所束缚,不完全为“阶级利益而生活)的一面。准此,则儒生在两汉政府中得势,也可能不会完全“法吏化, 反而可能把“法吏“儒家化;王莽的改革理念可能伤害了“大姓们(儒家化的地方豪族)的利益,但真正有理想的儒士仍然可能为了理想而尽忠于新莽。这才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儒士、士大夫和西方人理想的“知识分子。余氏前后所论是自相矛盾的; 他对“知识份子 的功能 (天职) 的认知, 令人疑惑。 

余氏对“儒士“知识分子的看法和我的理解很不相同。在1978-1979年间,余氏首次对我提出他对“儒、士、知识分子的想法,我已不以为然;当时为了令余氏了解他的“阶层、阶级论的毛病,我花不少时间说服加州大学的“民主制度研究中心举办一次“中/西、传统/现代世界中的知识分子研讨会,邀约了加州大学研究西方“知识分子的专家们和余氏共同研讨,希望纠正余氏对“中国传统儒士和“西方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些想法。我在《魏晋南北朝知识分子的特点》一文针对的仍是这一问题。可惜无济于事。陈启云 (1984); (2001, 2003), 拾壹; (2006.1)。余氏此文,乃至他收入《中国知识阶层论》书中的大部份文章的基本缺点是对“士、儒、知识分子(阶层)定义的含混(这是某些学者为余氏误导的第三点)。从名称上说,“士、儒是中国传统文化很特殊的产品,是西方文化传统中所没有的。因而西文中也没有一正确、固定共同的译名。(见上段论Balazs对“士的各种不同译名)许倬云在《汉代农业》中称“士为“地主、学者、官吏三合一的组合;我则称之为“交叉形成之铁三角 (见图示)。陈启云(1997),页7-14,72-73。这是一种变化多端,“形、“质多样组合的“方便的综称),不是一固定的“阶层。认真的研究,应把这三种特性分别对待,再把这三种相应的功能的互动作用细心分析(这是我的论著的一贯主张)。这种“组合和西方现代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乃至“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在历史时空语境中不可混乱。陈启云(2001),拾壹。

从中国历史发展上看,有谓史前时代考古发现的“且、 祖的原形)。西周封建宗法制度中,“士为贵族之最低层、最接近庶民、人数最多的成员。西周封建贵族崩溃后,“士与“庶混融;一般人,不论出身背景,只要有才智、能干、可以出人头地的,都被视为“士。《说文》“士,事也,段注:“凡能事其事者称士。在春秋战国至西汉初年,能仗义报仇者为“侠士、能交游四方者为“游士、学问杰出者为“学士、文采风流者为“文士、甚至“鸡鸣狗盗之徒也是孟尝君的养士;“士的人数大量增加。以学问(尤其是古学、经学)著称的“儒只是“士的一小部分。至于“学而优则仕的官员, 更是西汉中业以后的发展。《左传·昭公七年·疏》“士者事也,能理庶事也把士的范围缩少为治民的“官吏(公务员),是后来的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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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文小标题二“士人数量的激增,下云:“秦汉之际……士人数量极少这是错误的(这是余氏对某些学者误导的第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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