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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儒与王莽:评述西方汉学界的几项研究(三)

[作者:陈启云]  [2012/2/13]
四、早期西汉王朝与儒学



就上节所论,可见战国末年人心厌战思治,汇成了盼望天下融和合一的共同理想。 这共同理想是秦政统一列国的思想文化基础。至于达成这理想的手段,则有许多不同的想法:儒家的想法比较温和,希望在文化融和社会整合过程里,逐渐达成政治上的融合;道家的想法比较随和消极,希望在“天道自然的演进中顺水推舟地融合;作为“道家后续的“黄老学则相信“道生法,希望以人道自然的手法促成人世间的和合,并部分积极地与“法家合流;“法家则主张以激进手法,用政治力量统一全国。(按:这里用“儒、“道、“法等名目,主要为了配合汉初以来时人的称谓;不是严格的划分。其中如荀子、《管子》、《吕氏春秋》等,就不易划分。应是所谓“杂家。)初步分析见陈启云(2001,2003),四。这些不同的想法是秦政统一中国以后发生的纷争和李斯奏“焚书议的主因。因此秦政的失败,只是激进躁进的法家手段的错误,并不代表此“大一统理想的全部幻灭。这是领导“封建复辟力量的项羽,乃至汉初裂土分封的诸侯王们终归失败,而西汉刘邦所领导的温和“大一统路线成功享国数百年的主因。钱穆,《国史大纲》(1940初版;台北:商务,2005),页128-129,很早便指出这一点。余英时(1976)强调汉代君臣观念的根本改变,在微观与宏观分析上都有不少问题。以后再另做析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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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秦廷刻石纪功,自以为“功盖五帝、“举措必当、莫不如画、“化及无穷的时候,绝对不会料到不过短短十三年,秦政权便烟消火灭了。这变化对注重“事实的中国古代思想家,是极大的冲击。因为在其它信仰和思维传统中的人,可能会替这事变找出其它(如天意等)哲理上或宗教上的原因和借口。但对务实功利注重“历史经验的人来说,秦朝的灭亡,必定和秦朝的所作所为(行事)有密切关系。这种反思和理解构成长远的“历史教训(鉴戒)。 

 西汉初年的行事,有许多是对亡秦行事措施直接的反弹。汉高祖入关的约法三章,针对的是秦朝繁重的政令。汉初崇尚黄老清静无为,针对的是秦朝法家的亟求有为。汉初上下好藏书和读书,针对的是秦朝焚书禁学。“挟书律虽然要等到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才明令废除,但秦亡后此令已如同具文。汉初地方王国和民间藏书读书的风气早于中央朝廷;汉高祖戎马未休,及“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史记·儒林列传》),和郦食其、陆贾、娄敬等以布衣学术说服汉高祖,都是著名事证。[7]如果用哲理范畴来思考,秦政覆亡是秦政的失败,秦政的失败证明了法家学理的错误,错误的东西应该被全部扬弃。但从务实、功利的历史经验来思维,便会发现秦政事实上有过不可否认的丰功伟业;秦政的失败有其特殊因素,而不是完全一无是处。汉初对亡秦行事的反弹不是全面的否定,而是部份的修改。务实的历史观察家都会知道,西汉朝廷崇尚黄老和秦朝崇尚法家表面上极端相反,但底子里却是“上黄老而下刑名, 二者相反而相成。从另一角度来看,在上述道家消极和法家积极两种极端相反的意态之间,正是儒家温和中庸的态度。就上节所论战国末期大一统思想的发展史实来看,荀子的稳健务实思想发展为韩非和李斯的极端功利思想;对此极端功利思想的修改(不是否定),乃是回到荀子稳健务实的儒学立场; 汉初师儒都出自荀门,这是历史事实 (见上面第三节)。

 在历史的不同层面上着眼,思想的新转向,乃至人们共识的新改变如何落实到政治、经济、社会实体是另一层次的问题。美国中国上古史大师顾立雅H. G. Creel(台湾知名史学家许倬云195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博士论文的导师)认为先秦并无“法家(“法家是汉代人的分类名目,说见前)。所谓“法家乃是西周灭亡以后,以封建宗法礼教为主轴的“周文日以颓敝,各封建诸侯为因应新的局势而尝试的新措施(新法、变法),管仲在齐、商鞅在秦、吴起在楚即是著例。(值得注意的是:吴起出自孔门曾为曾子门徒,韩非、李斯出自荀子门下,前后映照)。概括而言,这些新法主要是由封建、宗法型的先王礼教改变为“文法吏治型的“官僚体制;这些新法经验的累积,经过商鞅(重法)、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的理论化,由韩非综合再加上道家理念(《韩非子·解老、喻老》)而集其大成。H. G. Creel, Chinese Thought from Confucius to Mao Tse-tung(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Ch.8, especially p.118; also What is Taoism and Other Studies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0), Ch. 5, 6.and especially Ch.7.顾立雅在《中国上古治术的原始:西周帝国》把中国古代“官僚体制的渊源追索到西周。[8](P3-9)准此,则儒学所宗的“文治与法家所行的“吏治,在西周历史实体中也是同源的。《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盖出于(西周)司徒之官……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合其要归,亦六经之支与流裔,章学诚谓“六经皆史也……皆先王之政(法)典也所指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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