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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代士人封建论及其成因简述

[作者:王寒冬]  [来源:当代学术论坛]  [2012/2/13]
摘 要: 封建、郡县论是中国古代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汉魏之后的晋代,由于社会的动荡,中原士人对历代的兴亡成败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封建论也是焦点之一。多数学者乃至史学家得出了近乎一致的结论:封建优于郡县,甚至在遭受八王之乱后的东晋也不例外。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在于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历史背景等。

关键词:晋代;封建;郡县

秦朝的统一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其中尤为重要的则是政治体制的变化。“秦灭六国为吾国政治史上空前之巨变。政制则由分割之封建而归于统一之郡县,政体则由贵族之分权而改为君主之专制。” [1](P241)伴随着郡县制在中国的全面推行,关于封建、郡县之间的优劣利弊,从李斯与儒生之间的廷对,引发“焚书”之祸,到唐柳宗元的《封建论》、明顾炎武之《郡县论》,争论始终不断,其余波绵延至今。但是,不论秦、唐或明末清初,其时社会都已是稳定的郡县制度,诸人无法通过切身体会来比较两种制度,所以虽不乏精到的论断,终究只是落入空谈。而中国历史上却有一特殊时期,使诸多士子有了亲历两制之“良机”。这就是代三国而短暂统一天下的晋朝。

三国两晋时期,政治风云变幻莫测,皇朝兴衰更替频繁,社会矛盾尖锐,动荡不安。特别是两晋之时,短暂统一之后,出现八王之乱,演化出五胡十六国之乱局。面对这种形势,身居社会上层的士大夫们为解决现实政治问题,提出了诸多建议,撰写了大量论著。而在诸多问题中,最为人们所关注的,自然不外乎王朝的兴亡。因此,在汉初大辨论之后数百年,中原士人再次对朝代的兴亡成败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在此背景下,这个秦汉以来始终未得出定论的历史问题——封建、郡县优劣论,不可避免地又一次受到史学家乃至一般士人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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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晋前曹魏宗室的认识

在晋代之前,三国之曹魏政权建立后,身为魏氏宗室的曹冏首先对此开始关注。《三国志•魏志•武文世王公传》裴松之注中引用了曹冏的一篇长文(也就是著名的《六代论》),其中心即在于总结历代兴亡之教训。而他的结论乃是:“夏商周历世数十,”是因“三代之君与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忧”;“秦二世而亡,”是因“秦王独制其民,故倾危而莫救。”总之,分封则历时久长,夏、商、周皆得力于分封;郡县则享国短暂,秦朝二世而亡就是前车之鉴。曹冏敏感的意识到魏王朝将面临“疾风卒至”、“天下有变”[2]卷二十《武文世王公传裴注》的局面,并认为曹魏如果应用分封制,将可能是一个最好的预防方法。而作为曹魏皇位的有力争夺者的曹植亦曾上书,认为从历史上看,历代王朝没有一个是被同姓宗室灭亡的,并举例证战国时“取齐者田族,非吕宗也;分晋者赵、魏,非姬姓也。”所以“苟吉专其位,凶离其患者,异地之臣也,欲国之安,祈家之贵,存共其荣,没同其祸者,公族之臣也。”[3]曹冏、曹植均非史学家,但他们都把分封制作为曹魏政权延续的一个关键措施。不过,曹冏也认识到分封制的敝端:“然高祖封建,地过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者连城数十,上下无别,权牟宗室,故有吴楚之患。”但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显然曹冏也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分封大者则有七国之患,小者则如“武帝下推恩之令,”导致“子孙微弱,不预政事”,以至“异姓秉权”“田常之乱”,[2]所以曹冏也只能避而不谈。

二、两晋士人的总结

曹魏的骤兴骤亡,使得在两晋有更多的人士开始关注这个问题。魏代虽然名义上实行分封制,但根本徒有虚名,陈寿曾评论说;“魏代王公,既徒有国土之名,而无社稷之实,又禁防壅隔,同于囹圄,位号靡定,大小岁易;骨肉之恩乖,常棣之义废。”[2]卷十九《任城陈萧王传》再加上曹冏的预感成了现实,所以西晋时期,诸多士人在总结曹魏失国的教训时,几乎一边倒地认为魏代无实封之国是极其重要乃至决定性的原因。在武帝登位不久,段灼即上疏明言应借鉴周汉“神器夺于后臣,国祚移于他人”的历史教训,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而魏法禁诸王,亲戚隔绝,不详莫大焉。”所以“于今国家大计,使异姓无裂土专封之邑,同姓并据有连城之地。”不仅如此,他不顾汉代的前车之鉴,直言不讳的建议晋王朝应让分封诸王“听于其国缮修兵马,广布恩信,”“百世不迁,连城开地,”如此才能形成“盘石之宗,天下服其强矣。”[3]卷四十八《段灼传》晋初名士袁准亲眼见证了曹魏的灭亡,在总结魏王朝的经验教训时,一方面为魏代宗室抱不平,“虽有王侯之号,而乃侪于匹夫,”“有违宗国藩屏之义”;另一方面又钦羡“昔武王既克殷,下车而封子弟同姓之国五十余,然亦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至乎王赧之后,海内无主三十余年”;感叹“周以千乘之赋封诸候,今也曾无一成之田。”建议朝廷“虽不能尽建五等,犹封诸亲威,使少有土地,”“如是则国有常守,兵有常强,保世延祚,长久而有家矣”。[4]陈寿对魏代分封制则明言“为法之敝,一至于此乎”。[3]曹志上奏认为“干植不强,枝叶不茂;骨骾不存,皮肤不充”,提议效法周代“内有鲁卫之亲,外有齐晋之辅,坐而守安,此万世之基也”。[3]卷五十《曹志传》名臣刘颂明确指出“为社稷计,莫若建国,”而且应“率由旧章,一如古典”,否则“法同郡县,无成国之制”,并建议“更大量天下土田方里之数,都更裂土分人,以王同姓,使亲疏远近不错其宜,然后可以永安”。[3]卷四十六《刘颂传》王豹称赞周初分封曰:“昔武王伐纣,封建诸侯,…,及至其末,霸国之世,不过数州之地,四海强兵不敢入窥九鼎。”[3]卷八十九《王豹传》西晋名士陆机在他的《五等论》中,详细比较了封建五等爵位制和郡县制。他认为五等爵制可以使举国上下“知国为己土,众皆我民;民安,己受其利;国伤,家婴其病。故前人欲以垂後,後嗣思其堂构,为上无苟且之心,群下知胶固之义。”而郡县制则利私不利公,“是故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惮;损实事以养名者,官长所夙慕也。君无卒岁之图,臣挟一时之志。”总之,只要实行封建五等爵制,“八代之制,几可以一理贯;秦汉之典,殆可以一言蔽也。”[3]卷五十四《陆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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