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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皇帝宗庙禘、祫(殷)祭祖礼制考论

[作者:郭善兵]  [2012/2/13]
摘要:南朝皇帝宗庙“禘”、“祫”(殷)祭祖礼制虽然大体上沿袭晋制,但也不乏依据适时原则而有所变通之处。宋既沿袭东汉、东晋相关制度,以“禘”、“祫”为同一祭礼,称之为“殷”,每间隔三十个月,于夏四月或冬十月举行一次“殷”祭礼,又依据东汉儒者何休、郑玄学说,将“殷”祭礼的举行时间与三年丧礼联系起来。南齐依据王俭之说,大致沿袭东晋制度,每间隔三十个月举行一次“殷”祭礼。梁在大体上遵循郑玄“禘”、“祫”祭是两种不同的祭礼、“禘”祭小、“祫”祭大学说的同时,依据有关记载和自身的理解,对郑玄“稀”、“祫”祭举行时间间隔学说进行了变革,实行“三年一稀、五年一祫”,三、五不相通数之制。 

关键词:南朝;皇帝宗庙;“禘”、“祫”(殷)祭;礼制 

古代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宗法社会,祖先崇拜在思想意识和社会生活领域处于显赫地位。自先秦时起,作为祭祀祖先的礼制性场所的宗庙,逐渐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在宗庙中举行的类型繁多、仪式复杂的祭祀礼仪活动,成为统治者祈求祖先神灵庇佑的重要方式。据大致于先秦、秦汉时期陆续撰写成书的若干传世文献,例如《诗经》、《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尔雅》记载,商周时,在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孟月(夏历的正月、四月、七月、十月)举行的“四时祭”,以及每五年举行两次、祭祀规格比“四时祭”更加隆重的“禘”、“祫”(或谓之殷)祭,是王室举行的两种主要宗庙祭祖礼仪。这一记载特别是“禘”、“祫”祭的举行时间、方式的记载与目前有关考古资料记载的商、周相关祭祖礼仪存在较大差异,但由于受时代变迁、文献缺略及礼仪变革等因素的影响,秦汉时人对此或许已不尽通晓。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后,儒家学说在政治、思想、学术和社会生活诸领域中的主导地位逐渐确立。上述典籍记载的所谓“四时祭”、“禘”、“祫”祭,也就不可避免的被汉代人视为“周礼”,成为规范皇帝宗庙祭祀礼制的权威依据。与“四时祭”简易明了、后人基本没有争议不同的是,自汉代起,历代儒者围绕禘、祫祭礼的举行方式、时间间隔等问题,聚讼纷纭,这或许也是导致汉晋时期皇帝宗庙“禘”、“祫”祭礼制变更不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南朝时,社会动荡、人民流离史不绝书。儒学虽然呈现衰弊不振的“中衰”迹象,但三礼学却呈现出一枝独秀的繁盛面貌。由于南朝历代对礼学的作用始终保持比较清醒的认识,因而无不重视礼制建设,《周礼》记载的吉、凶、军、宾、嘉五礼国家制度化,自魏晋时萌芽,至梁武帝时宣告完成。尽管南朝对以往礼制尤其是晋代礼制多有沿袭,但也不乏因时适宜有所变革、创新。这在南朝皇帝宗庙“禘”、“祫”(殷)祭祖礼制问题上,表现较为明显。鉴于目前中外学人尚没有对这一问题进行比较系统、明确的研究,笔者拟在借鉴前人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南朝皇帝宗庙“禘”、“祫”祭祖礼制的具体形态、其与历代政治、学术等因素之间的关系问题作一考察。 

一、南朝宋皇帝宗庙“殷”祭礼制 

南朝宋皇帝宗庙“殷”祭礼制系兼采东汉、晋制度及东汉儒者何休、郑玄等人的相关诠释而制定。因而,欲探讨宋皇帝宗庙“殷”祭礼制问题,首先需要对汉代以后历代皇帝宗庙“禘”、“祫”(殷)祭礼制以及历代儒者的相关诠释作一简略的叙述,以明其渊源。 

尽管西汉时若干儒者例如韩婴、孔安国、刘向、韦玄成、刘歆等人曾对典籍记载的“禘”、“祫”祭的含义进行了诠释,但其成为国家典制,大概是汉元帝以后的事情。而且,当时实行的是每间隔一年举行一次合祭历代祖先的“祫”祭,没有“禘”祭。西汉末年及王莽新朝时,对皇帝宗庙祭礼进行了变革,“禘”祭的地位得到提升,成为与“祫”祭并列的宗庙大祭。而且,“祫”祭由以往的每间隔一年举行一次,调整为每三年举行一次。东汉初,依据张纯的建议,以“禘”、“祫”祭为合祭历代祖先、审谛昭穆次序的宗庙大祭,或许为了避免人们仅仅依据祭名而将其视为两种不同的祭礼,故合称为“殷”。在没有较大事件、社会变动影响的前提下,东汉举行“殷”祭礼的时间间隔基本是一个固定的常数,即在五年周期内,在第三年冬十月举行“祫”祭;两年以后,在第五年的夏四月举行“禘”祭,“祫”祭、“禘”祭之间的间隔均为五年。这种时间安排方式虽然便于现实中礼仪的实施,但其与当时在思想文化、社会生活领域居主导地位的儒家学说之间的抵牾、冲突却日益彰显。假定以十年为考察周期,可以看出,从第三年举行“祫”祭至第五年举行“禘”祭,其间间隔十八个月;而从第五年举行的“禘”祭至第二个五年周期首次举行的“祫”祭,其间间隔竟长达四十二个月之久。这种黩、疏不均的时间安排显然并不合理。而且,祭礼的举行时间与儒家倡导的三年丧礼也不相关涉,自然遭到儒者的抨击。为消弭上述缺陷,东汉中、后期,何休、郑玄等儒者对“禘”、“祫”祭礼的含义、举行的时间等问题进行了新的诠释。何休、郑玄认为,“禘”、“祫”祭是受祭对象不同的两种祭礼。就“禘”、“祫”祭礼举行时间而言,何休认为:“礼:禘祫从先君数……三年丧毕,遭禘则禘,遭榆则祫。”即虽然一旦确定宗庙“禘”、“禘”祭祖礼的举行时日后,就应按照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的时间间隔顺次举行。但皇帝在三年丧期间,即便到以往预定举行“禘”、“祫”祭礼的时日,祭礼也应停废不行。三年丧礼结束后,再按照以往确定的既定时日,举行“禘”、“祫”祭礼。郑玄则提出,除新君即位元年至三年外(二年三年丧毕,举行初次“祫”祭,三年春举行第一次“禘”祭),以一、六为尾数的年份举行“祫”祭,以三、八为尾数的年份举行“禘”祭;除三年丧毕后举行的“禘”、“祫”外,其余“禘”、“祫”祭礼计年通数,每二年举行一次“祫”祭,而后通计此三年在内,再加两年,合计五年举行一次“禘”祭。“禘”、“祫”祭各自相距五年。三国魏时,遵循郑玄学说者与王肃围绕“禘”、“祫”祭异同、举行时间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辩,由此导致魏、西晋时皇帝宗庙“禘”、“榆”祭礼制变更不定。东晋成帝咸康六年(340年)至穆帝永和二年(346年)间,为改变郑玄、王肃学说导致宗庙“禘”、“祫”祭礼时间安排繁杂的弊端,开始实行每三十个月举行一次的“殷”祭制度,且祭礼的举行时间往往不因为其他事故特别是三年丧礼的原因而停止或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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