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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研究概述

[作者:梁满仓]  [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  [2012/2/13]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历来是史学研究的重要方面。近年来,由于人们对文化问题越来越关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研究,成就突出,内容丰富,并提出了一系列新见解。据粗略统计,近五年中,全国各种刊物发表的研究这个时期文化的论文近百篇。此外,还出版了罗宏曾同志近60万字的《魏晋南北朝文化史》、万绳楠30余万字的《魏晋南北朝文化史》,这两部论著对魏晋南北朝文化史的整体研究,都具有开拓性的功绩。就发表的文章来看,涉及到社会生活各方面,以及宗教文化、区域文化、学术思想及艺术文化、民族文化、宏观文化等各个领域。现将其主要研究内容概述如下。

一、社会生活方面。社会生活的研究,包括衣食住行、婚姻、丧葬、建筑、社会习俗、社会风气等方面。

在婚姻方面,有叶妙娜《东晋南朝侨姓世族之婚媾——陈郡谢氏个案研究》(《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刘驰《从崔、卢二姓氏婚姻的缔结看北朝汉人士族地位的变化》(《中国史研究》1987年第2期)、任重《魏晋南北朝的婚姻制度》(《历史知识》1987年第6期)、张承实《六朝时期的婚姻与家庭》(《苏州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王晓卫《北朝鲜卑婚俗考述》(《中国史研究》1988年第3期)等文。叶妙娜通过对陈郡谢氏的婚姻研究,指出侨姓世族从西晋时实行身分内婚制,东晋时这种婚制则以门第世系为主要条件,南朝则更重视政治、经济实力。此外宗教、地域等对婚媾也有影响。这种内婚制加上江南具体的社会环境,造成大量中表婚和血缘异辈婚,这种近亲繁殖带来的劣生,是造成世族衰落的原因之一。刘驰通过对北朝崔、卢两姓士族高门的婚姻分析,指出士族内部联姻是贯穿整个北朝时期的明显特点。士族高门与各朝最高统治者、与庶族寒门的姻戚关系,则随着双方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发生变化。王晓卫则从群婚制残余、比较自由的妇女婚姻社交、不论行辈与不重门第、表亲婚、交换婚、冥婚、早婚等方面,考述了北朝鲜卑婚俗。

有关丧葬方面的文章可分两类,第一类为资料性的,如《临淄北朝崔氏墓地第二次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3期)、《江苏江宁县张家山西晋墓》(《考古》1985年第10期)、《辽宁朝阳发现北燕、北魏墓》(《考古》1985年第10期)、《益都北齐石室墓线刻画像》(《文物》1985年第10期)、《山东省诸城县西晋墓清理简报》(《考古》1985年第12期)、《河北获鹿发现北魏东凉州刺史阎静迁葬墓》(《文物》1986年第5期)、《广州发现一座东晋古墓》(《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8月27日)、《江苏江宁官家山六朝早期墓》(《文物》1986年第12期)、《杭州地区汉、六朝墓发掘简报》(《东南文化》1989年第12期)等。这些为研究这个时期的丧葬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第二类为研究性的,如龚国祥、张三夕《浅谈汉魏薄葬思想:读前四史札记》(《武汉师院学报》1984年第6期)、冯普仁《南朝墓葬的类型与分期》(《考古》1985年第3期)、魏鸣《魏晋薄葬考论》(《南京大学学报》1986年第4期)、曹永年《说“潜埋虚葬”》(《文史》1989年总31期)、张爱冰《南朝葬制考》(《东南文化》1989年第2期)。比起丰富的考古资料,研究文章显得数量少,说明对考古资料运用得不够。不过,这些文章对魏晋薄葬、南朝的葬制等考察得较为全面。如魏鸣论薄葬,就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思想的、个人的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地考察了魏晋形成此种风气的原因。

衣食住行也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吕一飞《鲜卑帽》(《文史》1988年总30期),考察了鲜卑族的服饰。刘爱文《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地主阶级的消费特征及其影响》(《湘谭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指出,地主阶级的消费特征是在吃的方面追求美味实惠,以侵吞社会财富为荣,在穿、住、用方面追求时髦奇特,更新周期缩短。这种消费,使大量的劳动力用于家务劳动,社会财富被浪费,手工业畸形发展,同时又对某些生产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城市建筑的文章大多是对各朝都城的研究。郭黎安《魏晋南北朝都城形制的几个问题》,(《江海学刊》1985年第3期),对曹魏邺都的里坊和市的位置,东晋建康城的三重城墙问题,北魏都洛阳里坊与鲜卑遗迹的关系,金墉城与洛阳小城的关系等问题都作了详细的考辨,得出自己的结论。翟建波《魏晋南北朝时期洛阳的兴衰》(《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赵启汉《北魏时期洛阳城的建设》(《史学月刊》1988年第4期),分别从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和某个特定历史时期两个角度,对北方名城洛阳的建设和发展做了探讨。张子欣《邺城铜雀三台》(《文物天地》1985年第6期)介绍了三台的建筑。除了对都城建筑研究之外,朱大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套城》对此时期33座套城形制、建筑时间、军事作用等方面作了考察,指出套城的较多出现,从一个侧面说明城市政治和军事的特征显著增加,经济文化特征相对减弱,是魏晋南北朝战乱时期城市发展的特点之一。

社会风气和社会习俗,也是社会生活的一个内容。信应举《〈世说新语〉所反映的魏晋清谈风貌》(《郑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曹柏荣《略论魏晋“清谈”》(《百家论坛》1987年第3期)、董志广《魏晋清谈起源及发展新探》(《北方论丛》1987年第6期)、姚文铸《略论魏晋的清谈》(《辽宁广播电视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赵克尧《魏晋风度论》(《复且学报》1988年第1期)、曹文柱《六朝时期江南社会风气的变迁》(《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罗新本《魏晋南北朝赌风述论》(《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2期)、卢洪昭《论魏晋六朝的隐逸之风》(《抚顺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等文,分别从清谈、社会风范和时代精神、社会风气变迁、赌博、出世等方面研究当时的社会习俗。信应举认为,清谈是不谈俗事的,谈的内容是玄学与佛学。清谈的方法是口谈和笔谈。清谈所追求的是造微、寻微和拔新领异。他认为清谈在魏晋虽危害一时,但由于清谈与清高相联系,因此对那些贪权恋势、得利忘形之人也是一种教育。赵克尧认为,魏晋风度是指此时期文化上的奔放、洒脱的时代精神与社会风范,思辩理性、理想主义、批判精神是其思想特征。它的形成是农民运动的冲击、人们思治不得的心态、人的觉醒和文化思想的传承性共同作用的结果。曹文柱指出,六朝时期江南地区的社会风气,有一个从“轻悍”“好勇”到“怯懦”“敦庞”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始于东晋,在南朝完成。造成这种转变,江南统治集团的构成与心理素质的改变起了关键作用,而下层民众的宗教信仰,从力主抗争的原始道教向劝诱忍让的佛教转移,对于风气的转变意义更大。在社会习俗方面,高路明《记载古代民间习俗的名著〈荆楚岁时记〉》(《文史知识》1985年第6期),介绍了此书的主要内容,并认为此书虽重要,但至今仍无好版本,建议组织人力整理出一部完整的、接近原貌的《荆楚岁时记》。这个建议如果受到有关部门重视,无疑会给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习俗带来极大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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