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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在制度文化上的相互影响略论(一)

[作者:牟发松]  [2012/2/13]
中国在文化面貌和历史发展上的南北之别,可以说自古而然,在南北分立的三至六世纪,表现得更为显著,古今学者亦常有论及。陈寅恪先生曾就北魏孝文帝时期的礼乐制度深受东晋南齐的影响,作过详确论证[1]。北魏制度文化在南朝的影响下由胡汉杂糅趋于汉化,这一判断已得到学界广泛认可。唐长孺先生《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第二篇即是“论南北朝的差异”[2]。《三论》出版之后,又发表《论南朝文学的北传》,指出北魏太和以后文学的复兴,实质上就是仿效南朝文学的文体文风,北朝末期,南朝文学完全占领了北方文坛[3]。

虽然在制度文化上南朝影响北朝已成为“一个通行的叙述模式”[4],但也有学者注意到相反的方面,即北朝制度文化对南朝的影响。日本学者冈崎文夫在1932年出版的《魏晋南北朝通史》中说:“梁武帝萧衍可以说是一个优秀的统治者,他在(齐)和帝时代执掌朝政的几个月中让和帝发布诏书,极力推行分定士族的社会统制政策,一方面,这仍是南朝的传统政策,它使那些正在走向崩溃的士族阶层在这个以皇权为中心的时代里能够安于其位;另一方面,这些政策又使士族阶层更加依赖于皇权的保障。而这样的政策,却是由北魏英主孝文帝所制定(于先)的。”[5]意谓南朝士族政策的制定可能受到了北朝的影响。他在《南朝贵族制的一个侧面》一文也提出了同样的推测:梁武帝天监改革和前此的孝文帝太和改革,都是从强化皇权出发而改组和重建门阀体制,二者非常相似,从中可以推知南朝受到北朝的影响[6]。承冈崎氏之说,藤家礼之助氏认为梁天监俸禄制度改革,即在租调中加收禄绵、绢和禄米,在中央主导下支给官员俸禄,极可能是受了北魏的影响[7]。

最先对萧梁天监官品改革和北魏太和官品改革进行对比研究的,可能是日本的宫崎市定先生。他在《九品官人法研究·绪论》中指出:“孝文帝晚年,于太和二十二年颁布九品官制。……和稍后出现的南朝梁的新官制几乎完全相同。……就流外官又分为七等而言,又与梁制的流外七班大抵符合。”但宫崎氏并不认为梁朝模仿了北魏:“倘将孝文帝的新九品制与梁的九品官制的出现加以比较,则孝文帝的九品制比梁的要早十年左右。……但不能仅仅根据这一点就认为梁朝模仿了北魏,而应该认为,南朝宋齐发达的流品思想,一方面被北魏所采用而构成北魏的新制,一方面被梁朝纳入而构成南朝的新制。”[8]谷川道雄氏认为孝文帝“太和后令”的特色之一是“有清官与浊官之别”,“在同样的官等中有清浊之别,这是从魏晋到南朝伴随着贵族制的发达而流行的”,而它见之于太和后令,表明“贵族制度被有意识地导入(北魏)国家体制中”。这里谷川氏显然同意他的老师宫崎氏之说,即太和后令中的官分清浊,是源于“南朝宋齐发达的流品思想”。但谷川氏认为太和后令的另一个特色即“流内与流外之分”,则“是基于庶民阶层涌入官僚社会的事实,其目的在于确保士大夫的特权地位。这一点对以后梁武帝的改革有着影响”,则可能是沿承他的另外一位老师即上述冈崎氏之说[9]。

上述可见,关于北魏孝文帝和梁武帝先后推行的官制改革,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北朝影响了南朝,另一种则反之。日本学者川合安《北魏孝文帝的官制改革和南朝的官制》提出了一种不无折衷的观点:“如果认为这种改革乃是一种正在南朝孕育产生的新倾向,而由北魏率先实施,并被逆向输入到南朝,那么,上述两说未必就是对立的,未尝不是互为补充、相互完善的。”川合氏首先考察了北魏孝文帝改革中来自南朝的影响,继而在上述藤家氏基础上,指出北魏太和八年施行俸禄制,可能是受到了南齐使者刘缵带来的南齐武帝复行俸禄制的情报的影响。关于梁朝天监官制之受到北朝影响,川合氏除了同意上述冈崎氏、藤家氏的推断外,又特别指出太和后令中新出现的太府卿(改自少府),是太和十九年前后孝文帝依据周礼整顿礼制的系列举措之一。而太府一职也出现在梁天监七年显然是根据周礼新创置的十二卿之中,极有可能受到北魏的影响。

国内学者最早注意到北朝孝文帝改革对南朝的影响的,可能是祝总斌先生。他在《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中认为梁天监七年官制改革,将尚书令、仆由宋齐的三品分别提高到十六班(相当于正二品)、十五班(相当于从二品),这是“尚书台(省)作为宰相机构长期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有可能同时受到了北魏孝文帝改革所定职令的影响”,因为该职令中尚书令、仆的官品正好分别是正从二品[10]。近年来阎步克先生“以北魏萧梁官品改革为线索”,就“北朝对南朝的制度反馈”作了深入的实证研究。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曾据《唐六典》注中有关梁朝官班官品的零散资料,列有“梁官品官班对照表”。阎先生在宫崎先生基础上,又从《六典》中爬梳出更多的资料,并特别注意到与官班相对的官品中,出现了正从及上下阶,而正从上下阶为北魏所创,因而“只能源于北魏”。他认为梁天监七年的“革选”分为两步:“先制定官品正从上下”,但梁武帝“大约很快就陷入了自尊心的深深困扰”,为了“掩去东施效颦的马脚”,“君臣们随即就决定索性另起炉灶”,“将之改头换面为十八班之制”,“以标榜自有‘特色’”。阎先生还指出梁代十八班制中列卿的等级变化和太府卿的创置,同名僚掾因府主地位不同在官品上被细密地加以区分,都是对北魏的效仿,而梁之“流外七班”,压根儿就是北魏流外七品的拷贝翻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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