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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吴之学术文化考论

[作者:王永平]  [来源:六朝网]  [2012/2/13]
谈论中国历史上之思想文化与学术变迁,汉晋之际虽然历时甚暂,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急剧变革的时代。如王国维先生在其名文《汉魏博士考》中考述了当时博士制度演变后所指出:“学术变迁之在上者,莫剧于三国之际,而自来无能质言之者,此可异也。”[1]汤用彤先生一再感叹:“汉魏之际,中华学术大变”[2];“汉魏之际,中国学术起甚大变化”[3]。今人王志平先生也有论云:“人们往往忽略了三国时期虽然历时极短,但却出现了两次于后世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史转捩。一为黄初(220—226)之际的古文取代今文的变迁;一为正始(240—248)年间玄学替代经学的努力。这在其他时期的学术史上还是不多见的。”[4]数十年来,通过几代学人的努力,王国维先生所指陈的“自来无质言之者”的局面已大有改观,一些重大的学术问题倍受重视,取得了不少学术业绩。

应当指出的是,虽然以上诸位所概括的三国时期学术文化风尚的特征、地位,就其整体而言,无疑是正确。不过,他们据以立论的主要是中原地区的学术资料,中土学风的变化固然体现了当时中国学术变化的大势,但在天下三分的政治格局下,学术文化的地域性差异毕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细究三国学术文化的状况,人们不难发现各地域政权内学术文化的微妙变化与差异。因此,很有必要对孙吴、蜀汉统治区域内的学术文化进行较深入的考论,进而更准确地从整体上把握和认识当时学术文化变迁的大势。

一、孙吴统治者之文化素养及其文化政策

通观世界文明史,作为人类文化精髓的学术风尚,其特征及其变化总是与其时代与地域密切相关。就中国古代的情况而言,在社会动乱和分裂状态下,这一特征表现得尤其显著。究其原因,固然错综复杂,难以一概而论,但一般地说,最直接的因素则在于各时代、各地域统治者的思想文化政策,而他们制定相关政策则又莫不受制于其自身的文化素养。因此,要试图理清孙吴时期之学术文化,必先明了孙吴统治者之阶级出身、文化观念及其文化举措。

(一)孙氏之阶级出身及其文化素养

关于孙吴统治者之阶级出身,《三国志·吴书·孙坚传》载:“孙坚字文台,吴郡富春人,盖孙武之后也。少为县吏。”注引《吴书》又载:

坚世仕吴,家于富春,葬于城东。冢上数有光怪,云气五色,上属于天,曼延数里。众皆往观视。父老相谓曰:“是非凡气,孙氏其兴矣!”……坚生,容貌不凡,性阔达,好奇节。

陈寅恪先生也曾根据“坚世仕吴”的记载判断孙氏“为江东地区不以文化见称的次等士族”[5]。但实际上,这一看法未必可信。孙坚自称为孙武之后,但找不出任何确凿的证据。故陈寿记为“盖孙武之后”,表明他是有所怀疑的。至于《吴书》称“坚世仕吴”,附之以神怪传说,显系编造。《吴书》出自吴国史臣韦昭诸人之手,他们修当朝历史,不得不有所虚饰。陈寿在《孙坚传》末直言“孙坚勇挚刚毅,孤微发迹”,实际上否定了《吴书》的记载。陈寿距三国甚近,所论当可信。孙坚出身卑下,年少为县吏,其后得以发迹,实在是时逢汉末大乱,他乘机招募“诸商旅及淮、泗精兵”[6],并且参与了中原地区的军阀战争,扩大了影响,中平四年(187),孙坚以武功迁转长沙太守,受封乌程侯。正因为如此,孙坚获得较高社会地位后,很快便与世族人物产生冲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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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考述的内容看,孙坚之阶级出身当属非儒家之寒门,与曹魏、蜀汉统治者相同。中古时代,统治者阶级出身的差异,往往决定着其思想文化、生活习尚与施政方略的不同。自汉代以来形成的豪门大族或士大夫阶层,他们在征辟、察举制度下,走的是“通经致仕”的入仕途径,大族名士多是儒学的信徒。陈寅恪先生指出:“职是之故,其为学也,则从师受经,或游学京师,受业于太学之博士。其为人也,则以孝友礼法见称于宗族乡里。然后州郡牧守京师公卿加以征辟,终致通显。故其学为儒家之学,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标准,即仁孝廉让等是。”[8]与之相较,寒门人物的学风与为人则明显不同。他们在文化上不专心儒学,表现出驳杂的特点,重视实用;在行为上不恪守儒家仁孝规范,时有放任、不拘礼法表现。这种文化素养在孙吴统治者身上表现得十分明显。

据史籍所载,孙坚不具备学术文化修养。孙策比之乃父要稍好一些。《三国志·吴书·孙策传》载策早年在江淮间便注意“收合士大夫”,当有一定的儒学教养。但其早涉武事,习儒未深。有两段记载可以说明这一点。《三国志》本传注引《吴录》载:

时有高岱者,隐于余姚,策命出使会稽丞陆昭逆之,策虚己候焉。闻其善《左传》,乃自玩读,欲与论讲。或谓之曰:“高岱以将军但英武而已,无文学之才,若与论《传》而或云不知者,则某言符矣。”又谓岱曰:“孙将军为人,恶胜己者,若每问,当言不知,乃合意耳。如皆辨义,此必危殆。”岱以为然,及与论《传》,或答不知。策果怒,以为轻己,乃囚之。知交及时人皆露坐为请。策登楼,望见数里中填满。策恶其收众心,遂杀之。

孙策欲笼络江东人士,以高岱“善《左传》,乃自玩读”,并“欲与谈论”,可见他略通经术,但内心里又怕儒生嘲笑他“无文学之才”,故对他们始终抱有一种猜忌心理。策之杀高岱固然与他人挑拨有关,但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其自卑与猜疑心理作祟。《三国志·吴书·虞翻传》注引《江表传》又载策谓翻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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