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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唐代学术史的时代特征

[作者:张国刚]  [2012/2/13]
内容提要:唐代学术有其独特的发展环境和多方面的成就。从形式上看,唐代学术表现出浓重的注疏学特征;从内容上看,三教合流及趋向于心性之学是其时代特色。唐代学术是处于汉学和宋学之间的学术,这不仅表现在时代的自然连接上,而且表现在学术传承上。

关 键 词:唐代;学术史;经学;史学;佛学;道教 

国学术史上历来有汉学与宋学之争,虽然主要是从经学史上立论,实际却成了某种学术风格的代名词,远远超出了它本来的意义。如汉学被指为讲究名物训诂的朴学,宋学被指为崇尚义理的义学。对于汉、宋之间的唐代学术如何评估?思想史家历来评价不高,任何一部中国古代思想史,隋唐那一章都是最单薄的,世人大多以盛世平庸视之。治学术史的竟有以隋唐佛学代替隋唐学术者。(注:梁启超曾计划撰写五卷本的《中国学术史》,其第三卷是“隋唐佛学”,见所著《清代学术概论·序言》。)其实,隋唐学术就像处于两个分裂时期(魏晋南北朝和宋辽金都是分裂时期)的统一王朝本身一样,它的学术也经历着统一中有变异、正统外有异端、融合中有创新的复杂的发展道路。本文将选取唐代学术的几个主要侧面,对这个时期的学术成就及其时代特征做一基本的揭示,以期使我们对于汉、宋之间的唐代学术的品格和学术的传承有更为深切的认识。 

一 唐代学术发展的时代环境 

在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史上,政治的统一与分裂往往决定着士人的前途和命运,因而也就决定着学术流派和学术风格的变化。隋唐王朝的统一结束了汉魏以来南北学风分途发展的局面,国家对于学术事业的干预也出现了新的特点。 

中国古代很少有国家设立的纯粹学术机构,与学术事业有关的机构分为两类:一是技术层面的,如唐代的司天台、著作局、史馆。二是带综合性质的,如唐代的集贤书院就是国家学术事业机构。其学士的职掌是刊缉(辑)古今之经籍,搜求天下散佚之图书、隐滞之贤才,对于那些“筹策之可施于时,著述之可行于代者,较其才艺而考其学术,而申表之”。他们奉旨撰集的文章和校理的经籍,“月终则进课于内,岁终则考最于外”。[1](《职官志二》)由此可见,集贤书院不仅是国家图书管理中心,而且具有选拔、表彰和录用学术人才的职能。唐代的国子监及其所属“六学”是官方的学术人才培养机构。其博士、助教以及太子东宫的侍读等是国家贮备的学术人才。明经及进士等科举选拔官员固然是“学而优则仕”,即使通过门荫等途径入仕者,因其家庭大多有经学教育的传统,使得学者型官僚成为古代知识分子的主体。换言之,中国古代的官僚知识分子本身就是开展学术研究的主要力量。他们或者在公务之暇,或者在致仕以后,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也有的于在任期间受命从事某种学术研究或学术组织工作,如宰相监修国史及前代史,国子祭酒主持《五经正义》的编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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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研究条件的改进,特别是纸的普遍应用、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和图书的广泛流通,都有利于促进学术研究工作的开展。虽然西汉已经有纸的发明,东汉蔡伦改进了造纸技术,扩大了原料来源,但纸作为书写工具的应用还是不甚普及。经过魏晋南北朝至于隋唐,纸的种类增多,性能改进,产量也大大增加,纸的使用在社会上更加广泛,从皇帝的诏书、大臣的奏疏,到百姓的书信、文人的著述,都广泛使用不同种类的纸,从而使学术著作的撰写更加方便,图书的流传更加便捷。同时由于唐代印刷术的发明和逐渐推广使用,民间和官府都接受了使用雕版印刷的书籍,这对学术著作的流传和学术研究的开展都起了推动作用。 

学术研究的主体队伍也有发展。这个时期学术研究的主体当然还是知识分子,但是知识分子的成分却有很大变化。过去门阀世家的少数知识精英把持学术文化的局面已经改变,科举制度开始为一般的士人提供新的学术和政治舞台。除了士人之外,还有寺院里的高僧大德和宫观里的真人道长,从事佛学与道教的学术研究似乎就是他们的职业。佛典的翻译、佛藏与道藏的编纂,促进了佛教与道教学术事业的发展,使佛学和道教研究在隋唐时代的整个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中古时期的图书分类开始定型。自汉代刘歆的《七略》出,图书分类就成为古代学术分类的替代形式。但是,《七略》除辑略为凡例外,实际上只有六类,即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魏晋南北朝时期,四部分类代替了《七略》的分类法,《隋书·经籍志》之后,四部分类法成为中国古典目录学分类的圭臬,也构成了后来中国传统学术分类的基本骨架。四部之后又附上宗教(道教、佛教)书籍,相当于四部之外的附录之部。到五代及北宋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把佛、道著述归入史部或子、史二部,使佛、道著作在中国学术体系中得到了比较合理的位置。如果我们用学者的著述作为衡量一个时代学术成就的基本标杆的话,隋唐时代总的学术基础和学术成就,我们可以从《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中窥知大概。《隋书·经籍志》记录了隋朝及六朝的图书变化,从中可以窥见唐代以前的学术源流与学术基础。《新唐书·艺文志》论唐代以前的学术流变时说,自汉代以来“以为六艺、九种、七略,至唐始分为四类,曰经、史、子、集。而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这里的53915卷书可以说是唐代士人治学的学术基础,28469卷新著则是唐代士人的主要学术成就。(注:陈尚君在评《新唐书艺文志补》一文中说,唐代以前的著作约2918部,唐人著作为2324部,见《唐研究》第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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