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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五代史》重辑的缘由和方法

[作者:陈尚君]  [来源:文汇报]  [2012/2/13]
旧五代史》比较接近由五代人当时编修而久已失传的五代实录,从现代学术研究意义上来说,价值超过《新五代史》。清辑本多有缺漏脱误和人为篡改,有必要作重新辑录。重新辑录的最大难点,是以《册府元龟》为主的北宋典籍中,源出五代实录和《旧五代史》的文献混杂难辨。在确信两者的渊源关系和具体区隔以后,新辑本应该严格遵守学术规范,据可靠源出《旧五代史》的文献来加以增补校考。而源出五代实录者虽然不能等同于《旧五代史》,但其研究价值则比《旧五代史》更重要。在辑录《旧五代史》时,将五代实录的遗文一起辑出,具有更为重大的学术意义。

二十四史中,《旧五代史》是唯一的辑逸书,通行本是清代邵晋涵辑录。这个辑本虽可代表清代古籍辑逸书的最高水平,但其慑于政治压力的讳改、引书的缺漏疏忽、录文的脱误衍倒,十分严重,虽经反覆校订,错漏仍很严重。重新校录的建议,七十年前由史学大师陈垣提出,但迄无所成,原因是文献浩博,鉴别困难,史事错综,考订不易。重新校订此书,必须整合文献,确定原则和方法。

一、《旧五代史》的价值及其厄运

五代十国时期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战乱频仍,民不聊生,以致宋人修史时,还常常发出乱斯极矣的浩叹。同时,也应该看到,中国从汉、魏以来持续存在的超稳定的士族政治为中心的社会结构,也在近百年的战乱中被完全颠覆,腥风血雨的动乱对原有社会秩序作了彻底的清除,提供了宋人重建新的社会框架和文化理念的可能。日本学者提出并为中外学者赞同的唐宋变革论,指出唐、宋两代处于士族社会向市民社会发展的转变时期,这一转变的关键,正是五代乱世。

记录五代历史的正史有两部。宋初由薛居正主持官修的史书,原名《五代史》,共一百五十卷,五代各自成编。二是欧阳修私修的《五代史记》,共七十四卷,打通五代。后者流通后,为加以区分,称前书为《旧五代史》,简称《薛史》,后者称为《新五代史》,简称《欧史》。

《旧五代史》编成于北宋太祖开宝七年(974),历时仅一年半就编成了。参与修史的一批史官水平并不高,何以能如此迅捷完成呢(《新五代史》篇幅只有《旧五代史》的一半,欧阳修从三十岁以前写到六十六岁去世才完成)? 关键是充分利用五代实录以改写成书。五代虽称乱世,但武夫称帝,日常运作的文官体制则相对稳定,史书编纂也始终没有中辍。几位史官如张昭、尹拙、贾纬等,虽识见、文笔或稍弱,但矢志修史,勤勉不辍,完成了五代实录的编修。所谓五代实录,不是一部书,而是十七部史书的总称,总数达三百六十卷,其中除两种功臣传外,都是编年体史书,详尽记载了梁末帝一朝以外的五代史事。《旧五代史》编写的主要工作,就是把编年体的史书改写成纪传体的史书。可以说,《旧五代史》本身的创造很有限,最大的价值是比较忠实地保留了大量五代实录的遗文。

欧阳修私撰《新五代史》,是认为《旧五代史》褒贬失实,叙事烦猥,文格□弱。他重视史法,即纪传叙事简明得当;重视《春秋》笔法,全书体现道德批判精神;讲究文章,全书行文流丽明快。他把五代十三帝又分为八姓,以明其血缘;将列传分为三类,根据诸臣的仅事一朝或历事数朝的节行来区分。但就文献价值来说,增加较多的是十国文献,五代纪传主要依据《旧五代史》整合改写,也据实录略增史实,数量不多。以传统史学的立场来看,《新五代史》不失为去取严谨的史书,适合传统文人研读史事的需要,特别能彰显宋人的道德理想和文化追求。但现代史学不限于对历史人物作出评判,更重要的是要探讨历史发展的具体进程和社会各层面的制度变化,力图探索当时的原生态面貌,就此而言,讲究文章和褒贬的《新五代史》,就远不及《旧五代史》显得重要了。

《旧五代史》的失传,后人都认为是金章宗下诏废旧史的缘故。这种说法不能说全无道理,但并不准确。金代从大定以后,学校所用五代史一直并用新旧二史本,金章宗诏书仅在官学中不列为正史,并未禁绝,何况金帝的诏令并不能制约敌对的南宋王朝。事实上,在金人以前,南宋已经专用欧书。南宋后期理学逐渐主导思想界,讲究《春秋》笔法且享有文章盛名的《新五代史》更为学者器重,更适合一般文人阅读口味,《旧五代史》则渐被旁落。尽管如此,很长一段时期内并没有失传。现知明初《永乐大典》和《大事记续编》曾大量地引用该书,明末福建连江人陈第《世善堂书目》曾著录此书。清初黄宗羲也藏有此书,吴任臣编撰《十国春秋》有意借阅,借书的信还保留在《南雷文定》之末。但就《十国春秋》引书情况分析,似乎并没有借到。全祖望《二老阁藏书记》云黄氏藏书毁于火,这部《旧五代史》当亦焚身火海。三十年代初张元济辑印百衲本《二十四史》,曾两度征集此书原本,称愿出重价,搜访原书,或借印,或慨让,全书固极欢迎,零卷散叶,亦所愿觏。所得线索,重要的有两条,一是据说歙县人汪允宗(字德渊)藏有金承安四年南京路转运司刊本,于民国四年货于一粤估,二是汪兆镛告此本后归湖州人丁少兰,藏于金陵旧寓,但其地先被军队占据,后为财部借用,其书终至下落不明。从张氏《校史随笔》所引记录来分析,其版本、书名均有可疑,引录内容也没有超过清辑本的范围。可以认为,近代此书的存在始终只是一个传闻,并没有得到有力的证实。近年海内外公私藏书的整理和编目已经大端完成,至今没有发现《旧五代史》原本的任何可靠线索,不仅没有全书,连原书任何一卷或一页的线索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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