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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作者:何忠礼]  [2012/2/13]
南宋(1127—1279年)立国一百五十三年,以往人们对它的历史地位评价较低。一是认为南宋从立国之日起,就存在着从北宋娘肚子里带来的老毛病——积贫积弱。以积贫而言,南宋赋税剥削苛重,军费支出庞大,财政困难重重,滥发纸币又造成物价飞涨,生民重困;以积弱而言,在前期,对金作战败多胜少,被迫签订了一个个屈辱的和议,金朝灭亡后,又一直受到蒙元军队的侵扰,国土日削月腹,最终逃脱不了被攻灭的命运。二是认为南宋是一个耽于安逸、不思进取的腐败社会,不足为后世效法。

几十年来,随着对南宋史研究的深入,史学界已逐渐开始改变这种看法,认识到南宋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仍然是中国历史上十分重要的朝代,也是一个贡献甚大的朝代,对后世的影响最为深远,值得我们去重视它,研究它。但是,不可否认,迄今为止,尚有不少人或仅仅根据南宋社会的一些表面现象,或囿于传统记载甚至小说家之言,仍然轻视南宋,贬抑南宋至深,即使一些承认南宋历史地位十分重要的学者,也总以为它毕竟是一个偏安政权,比之汉唐,不可同日而语。

实际上,这种评价缺乏对南宋国内外环境的总体认识,只是就南宋而论南宋,缺乏对南宋国家的全面了解,尤其是忽视了南宋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忽视了南宋在传承中华文明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故带有一定的片面性。

一、繁荣的社会经济

宋室南渡和女真贵族对华北、中原地区人民的野蛮统治,造成了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给南宋国家带来了充足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丰富的生产经验,他们与当地百姓一起,辛勤劳动,极大地推动了南方社会经济的发展。

首先,农业生产技术在南宋时获得了显著进步。一是农器种类繁多,元代初年,王祯在《农书》中所记载的农具已达一百○五种之多,明清时期所使用的农具在南宋时都已出现。主要农具在结构上也有所改进,尤其是唐代发明的曲辕犁,到南宋时更加灵活轻便,适宜于在水田耕作。犁镌、犁壁作了分工,使犁起的熟土在上,生土在下,有利于作物生长。至此,中国传统时代的犁耕达到了完善的地步,一直沿用至今。二是重视深耕细作,施用追肥和“靠田”技术,以增加土壤肥力,推广复种制和稻麦杂粮套种制,首创了早晚稻的种植,从而大大提高了单位面积产量。唐代上田亩产不过二石左右;南宋江东、两浙地区的“上田一亩收五六石”,提高了两倍多。此外,随着大批北方人口的南移,对麦子的需求量激增,加上政府的鼓励,南方农民开始普遍种植麦子。与北宋相比,南宋发生饥馑的次数较少,稻麦两熟制的推广可谓功不可没。“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由此产生。

其次,南宋时手工业生产有了长足发展。北宋时,南方手工业生产的总体水平虽然已经赶上北方,但还有不少生产部门在南方之上。到了南宋,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北方手工业者的大批南下以及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的传人,使南方的手工业生产上了一个新的台阶,除了矿冶业因受资源条件限制,仍较落后以外,其他生产部门如纺织、瓷器、造船、造纸、印刷业等全都超过了北方。

再者,在农业和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南宋的商品经济更加发展,具体表现为城市的繁华、商业和手工业的兴盛,海外贸易的空前活跃。南宋最大的城市是都城临安府,到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年),仅城区(钱塘、仁和两县)就有186330户,若以每户5口计算,即达991650口,加上众多的流动人口,全市约有140万人左右。而14~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大都会伦敦人口也不过3.4万左右。难怪马可·波罗到了杭州以后,对它“颇具豪华气派的一事一物,惊讶得瞠目结舌,叹为观止”[1](P246)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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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光辉灿烂的文化

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光辉灿烂的时期。北宋灭亡以后,宋文化在南方地区继续蓬勃发展。

一是理学的形成和儒学各派的互争雄长。南宋时理学最终形成,有以朱熹为代表的主流派道学,以胡安国、胡宏、张械为代表的湖湘学,以谯定、李焘、李石为代表的蜀学,以陆九渊为代表的心学。此外,浙东事功学派也在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形势下崛起,他们中有以叶逋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各学派之间互争雄长,在理宗朝以前,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二是学校教育的大发展,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和学术的繁荣。南宋学校教育分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书院和私塾村校,它们在南宋都获得了较大发展。如南宋嘉泰二年(1202年),仅参加中央太学补试的士人就达3.7万余人,约为北宋熙宁初的250倍[2](《崇儒一》)。州县学在北宋虽多次获得倡导,但只有到南宋才真正得以普及。两宋共有书院397所,其中,南宋占310所[3],约为北宋的4倍,著名的白鹿洞、象山、丽泽等书院,都是各派学者讲学的重要场所。为了适应科举的需要,私塾村校更是遍及城乡。学校教育的大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南宋文化的普及和学术繁荣。

三是史学的空前繁荣。南宋文禁不密,士大夫熟识政治和本朝故事,对国家和民族有很强的责任感,不少人希望通过史学研究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以供统治集团参考。另一方面,南宋重视文治,读书应举的人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对史书的需要量极大,许多人将著书立说、刻书卖书作为谋生手段。这样就推动了南宋史学的空前繁荣,流传下来的史学著作,尤其是本朝史,大大超过了北宋一代,南宋史学家治史态度之严谨,考辨之详赡,也一直为后人所称道。他们的史学著作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史料,其爱国思想也对后世史家产生了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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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楼 stormspeaker
不敢苟同,毕竟所有的”发展“都是偏安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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