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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历史再认识

[作者:邓小南]  [来源:河北学刊]  [2012/2/13]
相信许多在大学中讲授中国古代史的老师,都曾面对学生提出过类似的问题:应该如何认识中国历史上的宋代?

不少学生从中国通史的教科书中、从前辈学者的研究论文中,意识到宋代的“积贫积弱”,特别是鼎峙与战争中国势的不振;而与此同时,却又在西方流行的史学著述中,注意到费正清(John King Fair- bank)、谢和耐(Jacques Gernet)、伊懋可(Mark Elvin)等汉学家对于宋代历史的极高评价,甚至称之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时期”(China:A New History)。学生们往往要问:为什么会有如此巨大的反差?

我个人觉得,这里需要注意两个层次的问题:其一,国内学术界对于宋代的认识,基本上是近代以来形成的,包含着当代人反观历史的体悟。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饱受列强欺侮,积郁着强烈的民族情感,充溢着建设强国的期冀。在这种状况与心境之下,对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憧憬,往往与对于汉唐盛世的怀恋联系在一起。而西方学者则没有这种内心感受,他们从一种外在的角度观察中国的历史。其二,政治史是国内学术界的传统优势所在,政权问的角力是我们所关注的核心问题。西方学者则出自于和我们不同的学术背景,而更加注重社会史、文化史方面的因素。

如果我们能以开放的、理性的态度去看待宋代历史,则不难发现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演进序列中特有的重要意义。严复早就指出,宋代对于现代中国人民族性和世界观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古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1](《致熊纯如的信》)陈寅恪先生也曾指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2](p245)宋代在中国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上的位置早被学术界所敏锐洞察。

近些年来,宋史学界希望摆脱以往习用的朝代框架,而努力使自己的研究在更长的时段——唐宋或宋元明——中找到意义。“唐宋”“宋明”并称,都是有着特殊意味、特殊魅力的时间概念。这既是因为不同时代在政治、制度、思想以及文化成就上的连续性,牵动着国人对于“文明昌盛”的自豪记忆,也是因为前后历史之间明显的反差甚至“断裂”。讲前后的关联与递嬗,钱钟书曾经说:“在中国文化史上有几个时代是一向相提并论的:文学就说‘唐宋’,绘画就说‘宋元’,学术思想就说‘汉宋’——都得数到宋代。”[3](《宋代文学的承先和启后》)谈到区别与转型,又有“唐型文化”、“宋型文化”之说[4]。“唐宋”并提,将宋代作为唐代中期以来一系列重要变化的整理定型期[5](《前言》);而“宋元明”的概念,则将其视为中华帝国中期至后期转化过程中一系列新发展的开端(Paul Smith&Richard von Glahn ed.The Song- 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也有学者从文化史、思想史的视域观察“唐宋”或“宋明”连称背后牵系的意义,开拓出新的研究理路[6]。将宋代的历史置于长时段中予以认识,有效地开阔了我们的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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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图把握“中国大历史”的黄仁宇曾经说:“中国历史中主要的朝代,每个不同,而尤以赵宋为显著。”[7](《宋太祖赵匡胤》)经历过晚唐五代的社会变动,既有秩序被冲击,社会结构调整重组,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趋势明显,王朝的务实基调体现在方方面面。从宋代本身的发展来看,大量新的因素出现:生产水平提高,租佃制、雇佣制发展,坊郭户等非主体社会阶层成长,商品经济与海外贸易兴盛,都市面貌改观,社会流动频繁。中国历史上经济重心南移的过程在宋代基本完成,江南由此成为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于隋唐的科举选官制度,从操作方式到社会影响力在宋代都发生了深刻和明显的变化。新型精英(“寒唆”)站在开新风气之前沿,文化传承者身份下移,知识传布面扩展;家族与地方社会凝聚力增强。此外,新儒家的觉醒,学术思想的活跃创新,士人对于道德理性的不懈追求,艺术情趣与品味风尚的转移,先进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与传播,民众生活习俗的变化……凡此种种,无不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在政治方面,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皆处在逐渐强化的过程中,而限制君权的制衡程序同样在加强;为保证理想社会政治秩序的建立,宋代士大夫亦努力“致其君为尧舜之君”。

认识宋代的历史,还需要将我们的视野放宽。研究者所面对的,不仅是一个王朝,而应该是一个历史阶段。当时,相对于宋朝来说,辽、夏、金都不再是周边附属性的民族政权,而已经成长为在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都能够与宋王朝长期抗衡的少数民族王朝;赵宋作为中原王朝,在当时历史大势中的核心地位和领头作用,不是体现在统一大业的领导权上,而是表现在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巨大而深远影响上[8]。

就横断面来看,宋代的统一,其疆域面积远不及汉唐;而其统治所达到的纵深严密层面,却是前朝难以比拟的。此后,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出现过地方严重分裂割据的局面。当时人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在一个相对流动的社会中被潜移默化地整合着、渗透着,以至于今人还会感觉到宋代留给我们的些许印痕。应该说,宋代处于中国历史重要的转型期,它面临着来自内部与周边的诸多新问题、新挑战,并不是古代史上国势最强劲的时期;但它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方面的突出成就,在制度方面的独到建树,它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贡献与牵动,使其无愧为历史上文明昌盛的辉煌阶段。

参考文献:

[1]严复集:书信[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陈寅恪先生文集:第2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中国文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4]傅乐成.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A].汉唐史论集[C].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

[5]朱瑞熙,等.辽宋西夏金社会生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艺术中国[http://www.artx.cn]
[6]葛兆光.“唐宋”抑或“宋明[J].历史研究,2004(1).

[7]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8]虞云国.试论十至十三世纪中国境内诸政权的互动[J].中国文史论丛,总第87辑.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北京100871)

邓小南(1950—),女,山东省临邑县人,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宋代历史文化研究。

《河北学刊》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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