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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宋代学术史的时代特征

[作者:韩毅]  [2012/2/13]
摘 要:宋代是中国古代学术发生重要转折的时期,也是中国学术发展的黄金时期。宋代学术史,从内容上看主要表现为,宋学兴起并最终取代汉学,古文运动兴起并最终取代骈体文,义理性史学出现并最终取代注疏性史学,禅宗独领天下并最终取代其它宗派成为中国佛教的主流,“三教合一”代替“三教鼎立”成为宋代学术的新思潮,以及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繁荣等;从学术内涵和本质上看,宋代学术表现出了开放性、兼容性和创造性的特征;从学术影响上看,宋代学术创新之功多于继承之功,启下的意义多于承上的意义,理论与实践紧密相结合。这种浓重的开拓与创造精神,反映了9世纪中期至13世纪中期儒家、佛家、道家的一般学术价值取向、理念追求和道德人格精神。本文以唐宋学术变革为背景,从学术史的角度探讨了宋代学术的时代特征。

关键词:宋代;学术史;宋学;儒学;文学;史学;三教;科学技术;  

宋代是中国古代学术发生重要转折的时期,也是中国学术发展的黄金时期。王国维认为:“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故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势所不逮也。”[1]陈寅恪也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2]宋晞亦认为:“我国历史源远流长,论武功,当推汉唐;论学术文化则以两宋为先。宋代学者气象博大,学术途径至广,治学方法亦密。彼等此项贡献,在我国学术史上应予大书特书,不容忽视”。[3]宋代学术,从经学上看,主要是汉学颓废,宋学兴起;从文学上看,主要是骈体文走向没落,古文运动兴起;从史学上看,主要是注疏性史学衰退,义理性史学崛起;从佛学上看,主要是各种佛教宗派走向没落,南宗禅宗独领天下;从三教关系上看,主要是从“三教鼎立”走向 “三教合流”;从科学技术上来看,宋代的科学技术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达到了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最高峰。关于宋代学术,自20世纪初期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次提出“唐宋变革”[4]以后,越来越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学者们对这项课题研究不断予以新的解释,如今已有相当可观的研究成果。尤其是近年来漆侠先生对宋学的研究,为我们重新解读和审视宋代学术史,开辟了一个新的理路。[5]本文以唐宋学术变革为背景,从学术史的角度探讨了宋代学术的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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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宋代学术发展的时代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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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学术发展史上,政治的统一与分裂往往决定着士人的前途和命运,因而也就决定着学术流派和学术风格的变化。宋王朝的统一,结束了唐末五代以来分裂割据的局面,为学术文化的发展开辟了崭新的局面。邓广铭先生说,从学术文化发展的外部环境来看,“北宋的最高统治者们没有对文化实行专制主义,也确实证明了这一政策(尽管不是他们有意识的制定的)对当时士大夫们的思想的相对解放起了很好的作用。宋学之所以昌盛,不能不推此为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6]缪越先生也说:“如果要追寻宋代文化兴盛的原因,首先应考虑到宋代宽弘的文化政策以及对士人尊重与宽容态度”。[7]实际上,宋代学术的繁盛,正是和宋王朝 “崇文抑武”的政策分不开。

中国古代没有专门的学术机构,宋代设立的与学术事业有关的机构主要是崇文院。宋人程俱《麟台故事》卷一载:

国初循前代之制,以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为三馆,通名之曰崇文院。直馆至校勘通谓之馆职,必试而后命;不试而命者,皆异恩与功伐,或省府监司之久次者。元丰官制行,尽以三馆职事归祕书省,省官自监少至正字皆为职事馆。至元祐中,又举试学士院入等者,命以为校理、校勘,供职祕书省;若秘书省官,则不试而命。至于进擢之异,待遇之渥,资任之优,璇除之遴,简书之略,盖不与他司等也。[8]

这则史料清晰无误的告诉我们,宋代的馆阁承袭唐、五代之制,以昭文馆、史馆、集贤院为三馆,总名为“崇文院”,掌管全国图籍校仇之事;随后又于崇文院中堂建祕阁,并陆续设置了太清楼、龙图阁、天章阁等附属藏书机构;元丰改官制后,又以祕书省取代崇文院,总领有关事务,从而形成了一套系统而严密的馆阁制度。由此可见,崇文院和秘书省不仅是国家图书管理中心,而且具有选拔、表彰和录用学术人才的职能。此外,国子监、太学、地方州县学和书院也是国家培养学术人才的重要基地。在宋代科举制极其发达的情况下,使得学者型人才成为古代知识分子的主体,也就是说,古代广大知识分子本身就具有从事学术研究的能力。

宋代,学术研究的主体队伍有了新的变化。门阀世族的衰退和科举制的推行,使庶族地主阶级的数量和实力在社会上占据了绝对优势,这大大地提升了整个社会的文化素质。邓广铭先生认为:“科举制在两宋期内所发挥出来的进步作用,所受到的社会效益,都是远非唐代之所可比拟的”。[9]科举制的推行,为唐宋时期儒家士大夫提供了新的学术和政治舞台。除了儒家学者之外,两宋时期的僧人和道士也从事着佛学和道学的研究。佛典的翻译,大藏经和道藏的编纂,佛史和道史著作的出现,促进了佛教和道教学术事业的进步。同时,学术研究条件的改进,刻版印书事业的盛行,造纸技术的日益普及和提高,书籍流通量的扩大增大,乡村启蒙读物的大量流传等,对宋代学术研究起了重要地推动作用。

宋代,中国古代学术分类体系亦趋完备,形成以“六艺”为核心、以“四部”为框架的学术分类体系。早在东周秦汉时期,我国就已形成以“诗”、“书”、“礼”、“易”、“乐”、“春秋”为学问的“六艺”分类法。西汉末年,刘歆著《七略》时分“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书略”、“方技略”七部分,已形成一种更进一步的学术分类系统。晋代,荀勖《中经》提出了“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后世沿之。五代北宋年间,《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又把佛、道著述归入史部或子、史二部,从而使佛、道著述在中国学术体系中得到了比较合理的位置。尽管上述分类法在编目上属于目录学,但从文献分类方法来看,它已反映了一种中国古代的学术分类思想,尤其是其中一些分类方法在领域划界方面已于今人相当一致。作为学术文化和学术成就的总结,宋代大型类书、史书、道藏、大藏经的编纂十分引人注目。这些文献的出现即是那个融合、汇通和总结时代的结果,也是描述那个时代学术思想和学术成就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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