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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元史研究与中西学术的会通

[作者:陈得芝]  [2012/2/13]
近年,许多学者著文回顾本世纪我国史学的发展历程,尽管所谈具体学科各有侧重,但都认为,中西学术的交流和会通,是20世纪我国史学取得长足进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就蒙元史学科而言,由于其具有世界性,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所谓“世界性”,指的是蒙元史研究涉及的地域、民族、制度文化,以及所利用的历史资料,都超出了中国范围。因此,研究蒙元史更需要面向世界,随时注意了解和借鉴别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切忌闭门造车,这是老前辈谆谆教导并用他们的研究实践启示我们的一条重要经验。

19世纪末以前中西蒙元史研究之回顾与比较

中国传统史学最重“正史”,由于洪武初年仓促修成的《元史》纰漏百出,大不餍人望,于是明、清两代的学者围绕此书做了不少拾遗补阙、考异订谬,乃至改编、重修的工作。参加纂修的朱右(卒于洪武九年)就著有《元史补遗》12卷。另据解缙说,洪武二十四年他被罢职,太祖命他回家著述十年,其中一项就是“《元史》舛误,承命改修”,所拟凡例已进呈,且“杜门纂述,渐有次第”(注:解缙:《寄具川董伦书》,《文毅集》卷15;《明史》卷147《解缙传》。按:改修早已下诏刊行的《元史》是一件很艰巨的大事,朱元璋何以只交给年仅23岁、被他认为“少涵养”(见杨士奇撰《解缙墓碣铭》,《文毅集》附录)的解缙去做,颇有疑问。或者如顾炎武所说,只是“命解缙修正《元史》舛误(《目知录》卷26〈元史〉)。)。可惜朱右之书和解缙“改修”之稿皆不存。永乐初,胡粹中著《元史续编》,起元世祖灭宋迄元亡,全仿《纲目》体裁,实为续陈泾的《通鉴续编》,其资料基本上摘自《元史》,极少增益,且因摘引不当弄出不少新的错误。其他明人的元史著述,仅陈邦瞻的《元史纪事本末》和王光鲁的《元史备忘录》有一定参考价值,其余不是刻意模仿宋儒的“通鉴”或“纲目”体,就是蒙学教材或应试急用式的“节要”、“史略”之类,几无史学价值可言。明代前期,所获元朝官方文献尚属完整,私家著述亦易搜集,还有熟悉元朝典故和通晓蒙回译语的人士可备咨访,可惜朱元璋急于求成,将草草交差的《元史》下诏颁行,后世无敢议其缺失,遂铸成定局而无法根本改造。中后期明人学术日益空疏,史学成绩尤其不佳(注:顾炎武谓:“自洪武平元,所收多南宋以来旧本,藏之秘府垂三百年,无人得见,而昔时取士一史三史之科又皆停废,天下之士于是乎不知古。”见同上书卷18〈秘书国史〉条:同书卷16〈史学〉条引述唐穆宗时殷侑关于“史学废绝”的谏言后说:“今史学废绝,又甚唐时。”),更难有所进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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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杰出学者力矫明人学术空疏无用之弊,倡导博学求实和经世致用,对学界影响很大。注重文献资料的广泛搜集辨析和名物制度的训诂考据渐成风气,元史研究因而也出现了新面貌。顾炎武首先指摘出《元史》的一系列缺陷,为后人批判和改造旧史开了先河。康熙三十八年邵远平著成的《元史类编》(纪10卷传32卷)可以算是改造旧史的第一部著作。此书以旧史为基础,“采摭群书,或补其阙略,或辨其异同”,所采之书有《元典章》、《经世大典》、《圣武亲征录》、《元文类》及文集、笔记、方志、杂史等;卷帙虽少,增补内容颇多,如诏制、奏疏及收西域、平大理、创海运等关键大事,并补撰了不少列传,尤以艺文类人物为多,据称“自一统志下及裨乘诸书以至家藏抄本,无不罗致,补其阙轶”;其所补阙、辨异皆注出依据,“不敢臆凿一语”;元代的人、地、氏族等名译音问题最多,邵氏考究音训,自谓“少习国语(按:指满文),略知音义”,力图将异译者“概从画一”(注:上述引文皆出《元史类编》卷首《凡例》。)。其治学态度、研究方法和所利用资料,较前人确有显著进步。不过,邵氏搜集史料仍很不全,译语解释屡有不当(如谓“斡耳朵译言厢房,故取以当侧室之义”之类),至于补叙西域史事,更远非其力所能及。《类编》刊行后,来华耶苏会士宋君荣(a.gaubil)将前10卷本纪译为法文,1739年在巴黎出版,名《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元朝诸帝史》,为西方学者利用汉文资料研究蒙元史提供了很大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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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时期,考据学派成为学术的主流,经学、史学及相关的文字、音韵、金石、地理、天文、历算、目录、校勘等学科普遍发达,学风朴实严谨,研究方法细密。乾嘉考据学派的史学成就标志着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高峰,而其最杰出代表钱大昕正是在元史研究上作出了最多贡献。其成就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史料的发掘,多种重要史籍长期被忽视或湮没无闻,经他发现或表章,其价值始大显于世,如《元朝秘史》(注:清初孙承泽最早注意到此书系元“国人所编记”,可补正史之不载,乃将其续集(12卷本的末两卷)总译收入所著《元朝典故编年考》作为附录。后万光泰据总译改编为《元秘史略》,却将大量重要记载视为“委琐之事”或“荒诞”而删略。钱大昕得到从《永乐大典》中抄出的15卷本,作跋表章,谓论次元太祖、太宗两朝史事,必须于此书折其衷(《跋元秘史》,《潜研堂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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