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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社成员的家世及其影响

[作者:王恩俊]  [2012/2/13]
摘要:对复社成员来说,家世背景具有特殊意义。按世家来分,复社成员可分为四类。家世对复社成员的社交能力、成名速度、文化素质等方面都产生了影响。复社内部关系的伦理化和经费来源依赖于世家,使其仅仅成为世家官僚子弟谋取名利、发表政治见解、参与社会生活的媒介,而未能获得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复社;家世;世家 

复社起于崇祯二年(1629),由当时江南地区几个著名的文人社团合并而成,经过数年的发展,至崇祯后期,该社成员总数达3000人左右,成为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文人社团,进而将传统文人结社的影响推至颠峰。前辈学者多从政治史的角度对复社进行考察,仅有少数学者在研究相关问题时对复社成员的家世有所涉及,但不够系统。①笔者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讲,复社成员的社内地位由其家世背景所决定,而复社成员的家世构成则极大地影响了复社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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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社成员的分类 

笔者以《复社姓氏传略》为线索,参考其他史志资料,以家世出身为标准,将复社成员分为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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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子弟吴愚甫《复社姓氏传略》共收录复社成员1240人,其中65名复社成员与35名东林党人有血缘、姻亲或师生关系。这些复社成员又可分为两类:复社兴起时父祖已经被害,以黄宗羲、周茂兰、魏学濂为代表;复社兴起时父祖尚在,且在朝中任要职,以侯方域、方以智、陈贞慧为代表。崇祯初年阉党集团覆灭后,前者多以“为父祖伸冤”的方式出现于政治生活中,并立即引起人们的关注。然而除顾杲等参与发起《留都防乱公揭》外,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复社的发展并未产生决定性影响。后者凭借父辈的声望权势动辄以栋梁豪杰自诩,广结宾客,播扬声望,逐渐成为复社内部的核心人物。 

世家子弟明中叶以后,社会上出现了一批科名鼎盛的世家望族,其子弟往往能够引领风气,并在各类文人社团中居领袖地位。复社成员中亦有这样的世家子弟。以松江府为例,此地共有复社成员140人,其中:徐孚远为徐阶的后人,陆庆臻、庆衍、庆绍、亮辅兄弟为陆树声、树德兄弟的后人,潘桓为潘恩的后人。据叶梦珠《阅世编》载,松江地区有望族20个,其中有7个家族的子弟参加了复社。另以嘉兴府为例,此地钱氏、李氏等大家族均有子弟多人参加复社。潘光旦先生以吴扶九《复社姓氏录》为统计对象,得出:嘉兴府共有复社成员140人,其中59人出身望族,占全府的42.1%,全国的2.6%。[1](P97)马克斯·韦伯认为:“在中国,12个世纪以来,由教育,特别是考试规定的出仕资格,远比财产重要,决定着人的社会等第。[2](P159)正是基于此,世家子弟多乐于参加社盟,切磋时文,而复社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文人社团,自然成为他们的首选。 

地方贤达子弟明末,各地均有一些聚族而居的大族,他们的子弟亦热衷于参加复社。以丹阳县为例,该县共有复社成员26人,其中荆氏10人,贺氏11人,共占总数的2/3强。从县志上看,荆氏、贺氏为丹阳县内两个聚族而居的大族,且一直保持着耕读传家的良好家风,因而其子弟在地方社会中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与世家望族相比,这些大家族缺少文化上的优势,长期无人在科举考试中获得较高的功名,不能为子弟提供更多的社会资本,其子弟在复社中亦难以发挥重要作用。 

出身单寒者此类成员的总数应相当可观。因成员本人及其父祖均无功业事迹可言,故多不见于记载。复社成员沈泓进士及第后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家世:“臣家世世单寒,故父文?业儒未遂,年二十三岁而亡。臣生止五月有八日,家徒壁立,只遗田七亩。”[3](卷31)所谓“单寒”有两层含义:家庭经济状况拮据,生活比较清贫;缺少宗族戚党、或师生故旧等社会关系的支持。这类成员在复社中处于从属地位,若无卓异之处,或受到复社领袖的特别垂青,很难脱颖而出。 

家世对复社成员的影响 

由以上分析可知,复社成员大致可分为两大类,即官僚子弟和平民子弟。从数量上来看,两类成员各占复社成员总数的二分之一左右,但他们在复社中的地位却相去甚远。大体说来,家世背景对复社成员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社交能力明清之际,士人的社交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经济实力。王亚南先生认为:“长期的官僚政治,给予了做官的人,准备做官的人,乃至从官场退出的人,以种种社会经济的实利,或种种虽无明文确定,但却十分实在的特权。那些实利或特权,从消极意义上说,是保护财产,而从积极意义上说,则是增大财产。”[4](P112)官位和权力转化为经济特权,而这种特权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则为官僚子弟的社交活动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据现有资料来看,出身于官僚家庭的复社成员,其经济状况要明显好于平民出身的复社成员。以冒襄为例,冒氏在明朝世代为官,冒襄则藉此广结宾客: 

方是时,虽秦晋楚豫摧陷,而大江南北尚自宴然。南中名流才士,以迄太学诸君,并会留都,相与立坛餣,刻名字,敦尚气节,蒿目时事,称量公卿无所忌。上江,刘伯宗、吴次尾、沈眉生、方密之诸公主之;江南,杨维斗、张天如、顾子方、陈定生、钱吉士诸公主之;而先生与郑超宗、梁湛至,立坛餣于广陵之影园,联络上下江,驿骑东南八省。故云间之几社,魏塘之忠孝,以及豫章、南海、归德、秦晋、闽蜀无不为先生倾诚结纳于其间。[5](卷3,《冒辟疆先生八餪乞言》) 

明末士人要具备怎样的经济实力才能维持基本的社交需要,已经很难确定。据张杰先生估计,清初一个童生仅参加县府两试的费用,就要用去10两银子。在清初,10两银子通常可以买到10石粮食,相当于一个三口农民之家的全年口粮,甚至是全部家产。因此,参加科举考试的费用,贫苦农民一般是负担不起的。[6](P69)考虑到由于战乱引起的经济衰退,明末的物价水平要高于清初,明末士人的资产应不少于2000两银子,才能满足其参加科举考试和应付基本社会交往的需要,这是普通士人难以承受的。李香君曾提醒侯方域:“王将军贫,非结客者”。[7](卷5,《李姬传》)可见,养客在家,策划大规模聚会,只能是少数宦囊丰厚者的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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