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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清史研究概况

[作者:李世愉 李尚英]  [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  [2012/2/13]
1993年是深入改革的一年。面对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清史学界的同仁励志学术,潜心研究,在较为艰苦的条件下,仍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发表的论文约有150篇,出版的学术专著、论文集约20余种。在香港,召开了京港清史学术讨论会;为祝贺著名清史、满族史专家王钟翰教授80华诞,辽宁大学出版社特出版了《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此外,北京大学历史系还召开了纪念著名清史专家商鸿逵教授逝世10周年的座谈会。总之,一年来清史学界仍然是比较活跃的。从发表的论著看,研究领域比较广泛,涉及问题比较多,且有一定的深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发表的论文、专著上,中青年学者的成果占了很大比重,这是可喜的现象。下面将一年的研究概况作一扼要的叙述。

一、政治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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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史的研究一向为清史研究者所关注,并且在清史研究中占有较大比重。1993年的清史研究仍然表现了这一特点。本年度清代政治史的研究涉及面较广,而且比较有特色。

1、关于18世纪的中国的专题讨论

18世纪的中国,即从康熙四十年(1701年)至嘉庆五年(1800年),处于清朝的鼎盛时期。当时,国力空前强盛,四海升平,生产力水平超越元明,远胜汉唐;在对外关系上,马戛尔尼率领的英国使团访华,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毫无疑问,18世纪的中国是值得史学界、特别是清史界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而有意义的课题。为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的《清史研究》特辟专栏,以笔谈十八世纪中国与世界和中英通使200周年为题,先后两次刊登了一些专家、学者的观点和看法(见《清史研究》1、3期。以下引用的一些言论,不另注)。

首先,一些专家、学者从总体上就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戴逸先生指出:18世纪的中国处于一个继承和总结的时代,中国历史发展到高峰的时代,孕育着转变和面临着选择的时代;翻开十八世纪的历史,我们今天感受得最为深切的历史失误就是造成了闭关锁国形势的清王朝的对外政策,这一政策使中国与当时日益奔腾前进的世界历史潮流绝缘隔离,延误了社会的发展,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郭成康认为,康、雍、乾三帝从满洲务实的传统出发,突破了儒家的某些金科玉律,在政治上作出了一些有益的贡献。刘凤云在谈到马戛尔尼访华的礼节冲突时说,这次礼节冲突,反映了两种体制、两种文化的矛盾冲突,作为中国最高统治者的乾隆皇帝抱残守缺,固执于封建地主阶级的保守主义和封闭政策,拒绝同英国使臣进行认真的会晤,终于导致了这次外交活动上的失败。正是由于这种对世界无知的传统文化的影响,最终窒息了人们的思想,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落后。高翔同志就史家历来盛赞的康乾盛世进行了分析。他首先指出,从历史演进的长河去看康乾盛世,无论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它都远逾前代,具有集大成之势。同时又明确指出,如果把康乾盛世置于世界范围来考察,即会发现:当清朝正处于繁荣的高峰,当人们正陶醉于盛世的文治武功时,产业革命在欧洲爆发,科技发明与社会变革不断产生,传统社会的基础在分工、水力、机器的应用中被彻底摧毁。至此,中国和西方的差距完全拉开,近现代史上落后就要挨打的命运最终铸定。这种历史落后局面的形成,可以说是十八世纪中国,尤其是康乾盛世的悲剧意义所在。李华先生认为,鸦片战争之前,清朝统治阶级政治上的腐败、生活上的腐朽这是事实;但在社会经济上,仍然是向前发展的。对于资本主义萌芽,我们不能老是人为地强调它的微弱,而应将其限制在还没有达到资本主义社会的阶段。陈桦在分析了18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的突出成就和许多局限后认为,封建主义社会制度是造成当时社会经济不可能发生质的飞跃的根本原因。因此,在评价十八世纪社会经济发展的时候,既要看到它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所给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贡献,同时也必须估计其在沉重的封建主义桎梏之下,步履蹒跚,矛盾重重,仍未脱出旧生产模式的现状。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某些具体问题入手,进行了探讨。高王凌认为,清代矿厂中有50%是在乾隆时期建立的,说明该时期的中国矿业有着一个很大的发展,因此,恐怕是不应称之为‘急遽地走向衰败萎缩'的。华立在阐述18世纪中国人口流动的概况及其对边疆开发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后,指出,从经济开发到文化、社会的进步,成为人口流动推动下边疆社会发展的历史道路。成崇德在着重考察了北疆的开发情况后提出:稳定的、和平的政治环境是促进边疆与内地人口流动,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发展蒙古社会经济的重要保证。同样,以蒙古族为主的北方各族人民对蒙古地区的开发活动与其他边疆地区人民的经济建设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近三百年来丰富多彩的边疆开发史。何瑜在论及清廷的海疆政策时认为,在传统的闭关自守基础上产生的海疆政策,其实施的结果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和延缓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但这种有利的一面是暂时的和有限的,而它在隔绝中外交往、自我封闭的不利方面,却是既久且深的。秦宝琦把18世纪中国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放到当时世界历史的范围内加以考察后指出,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所提出的纲领口号和实际斗争,表明它们仍然未超出旧式农民战争的范畴,其历史作用只能是‘打击了封建统治',而不可能是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黄受平在论及18世纪的思想文化时说,尽管在许多方面达到了发展的高峰,但它毕竟只是传统文化的终结,而非近代思想的开端,与同一时期西方出现的民主启蒙思想相比,它已经明显地落后于世界的潮流了。黄兴涛详细探讨了马戛尔尼使华与传教士的关系,认为,这将对人们更准确地认识此次英使访华的真正动机,和使团在华的历史际遇有所帮助。

2、关于政治制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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