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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清史研究概况

[作者:吉祥]  [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  [2012/2/13]
纵观1992年的清史研究情况,发表见诸报刊的论文约有百篇,出版的研究专著有蔡美彪等著的《中国通史》(第十册,约36万字,人民出版社出版)、和戴逸著的《乾隆帝及其时代》(约39万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等;专题学术论集有北京社科院满学研究所主办的《满学研究》(第一辑,35万字,吉林文史出版社)、孙文良的满学、清史论集《满族崛起与明清兴亡》(27万字,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等。研究领域广及清代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外关系、民族史、社会史、社会生活史的各个方面,现将主要研究情况综述如下:

政治史研究 在政治史研究方面,本年虽然发表的论著数量不及往年多,但质量水平有所提高。李兴荣在《试论后金八王共议制度》(《四川师范学院学报》2期)一文中,对八王共议制出台的历史背景、共治的内涵以及共治的演示与皇太极南面独尊和共治的结束等重要问题进行考察后认为:从努尔哈赤解决皇储的历史过程看,八王共治,是满洲贵族巩固皇权的暂时性过渡性的措施,并非氏族制度之遗风;而八王共治的结束,则是实行君主专制的结果。在清朝开国始初,满族军事贵族集团对明的议和策略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李鸿彬的《清朝开国与对明议和策略》(《史学集刊》2期)一文,认为,议和作为清明战争中一种重要的辅助斗争手段,是贯串始终的,清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在很复杂的情况下,冷静地分析判断形势、适时地打出议和的旗号,以缓兵之计,麻痹敌人,取得萨尔浒大战的胜利,并打败朝鲜和毛文龙部,解除后顾之忧。以讲和为手段,争取时间,解决面临的种种问题,达到自固的目的。以军事斗争的胜利,逼迫明廷让步,接受议和谈判。从清明对议和策略的运用,进行横向比较,不难看出清胜明是有一定的必然性,正因为清成功的推行议和策略,使军事斗争亦取得辉煌战绩,两者结合起来为清朝开国打开了胜利之门。对清前期官制的研究,也有多篇力作发表。如清代前期的决策系统前有议政处,后有军机处,赵志强的《论议政处与清代前期之决策》(《历史档案》4期)一文,从关外时期的议政处、入关以后的议政处、议政处与内阁、各部院、八旗等几个方面,对议政处在清决策系统中的地位及其作用,进行详述,指出议政处是最高决策机构,其职掌虽不见于官修政书,但从实际决策过程中可以看出,凡部院、八旗、外省、军营稍微重大事务,无一不在其会议范围之内。议政处、内阁与九卿三者的关系,简而言之,议政处主于重大机密;六部主于一般庶政,而阁臣则以备顾问为主。他的《论清代的内翻书房》(《清史研究》2期)一文,则对研究者鲜有涉及的内翻书房的性质、设立时间、职掌以及与军机处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探讨,指出内翻书房是属于皇帝的御用机构之一,并考证出其初设时间当在康熙初年,自从它设立至乾隆十五年六月,其管理大臣和翻译人员,既无固定编制,又无定额,皆系临时增减,兼职行走。其职掌一是翻译谕旨;二是翻译起居注;三是翻译御论、讲事,以及册文、敕文、祝文、祭文、碑文和经史、御制诗文;四是从事满语文的造字、拟定音义工作。它从设立以来,一直是完全独立的内廷机构,由钦命大臣管理其事。它与军机处,二者既彼此联系密切,又互不统属,这种关系,一直保持到清朝末年。

清代的督抚制度沿明而来,至乾隆始确立完整的地方管理形态。王雪华在《督抚与清代政治》(《武汉大学学报》1期)一文中认为,在督抚的选任上,顺治一朝出于稳固新政权的需要,各省督抚多用汉军八旗,康、雍两朝,开始以满人为督抚,但汉军仍占督抚的多数,乾隆以后,全国政局已稳,遂有大量任用满人督抚的局面。咸、同时期,地方汉人督抚势力鹊起,他们以自己的实力影响了晚清政治格局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督抚与中央血脉相通的共存关系。督抚是清代政治腐败的推波助澜者,而其贪墨加速了清政权的衰落。韦庆远在《江南三织造与清代前期政治》(《史学集刊》3期)一文中认为,在清代前期顺、康、雍、乾四朝统治的152年中,江南三织造的地位、机制和作用,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不同阶段。终顺治一朝,江南三织造设而罢,罢而复初,初步厘定了有关规章,总算勉强维持住生产。真正扩充发展是进入康熙朝以后的事。到康熙二十年代,其规模与产量已超过了前此朝代的任何官织造业。康熙当政后不久,即陆续委用自己的亲信包衣为织造,官品不高,包衣身份下贱,但因为是奉敕执行职务,便具有钦差的资格;更因拥有关防印信,实际上便形成为可以与当地督抚平起平坐的特别衙门。特别是到了中晚期,康熙帝更赋予李煦、曹寅(含其后代曹颙、曹勷)等以特殊的政治任务,允准他们可以专折密奏,要求他们注意打听、奏闻江南地区的官风民情,密切监视各行人等的动向,亲手写奏帖来。这种种殊遇都已远远逾越出织造的本职本级。在第三阶段,雍正与乾隆帝统治时期,由于特殊政治需求的关系,三织造的政治功能开始萎缩,恢复了以本行业务为主的职能。赵云田在《清代东北的军府建置》(《清史研究》2期)和《清代新疆的军府建置》(《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期)两文中,分别对清代东北军府与新疆军府设置的原因、主要职掌及其历史作用等进行了探讨。王文明在《试论清代前期官制的几个主要特征》(《许昌师专学报》3期)一文中,认为:清前期官制确有一些突出的特征。如在中央设军机处一统皇权,在地方设督抚为皇帝亲信,满汉复职制体现了民族歧视并加强了中央集权,御史制度的改革反映了封建专制的强化,在边地实行特别行政区管理制度,亦为加强中央集权所必须,翰林院的设置和科举正途反映了对知识分子的重视,有关官吏管理的若干规定(致仕、回避、丁忧、补缺、处分、薪俸等)比较切实可行等等,这些特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朝政权性质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从正反两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借鉴。此外,王佩环在《试论康雍时期朋党之争及其危害》(《故宫博物院院刊》1期)一文中,则从另一角度对清初朋党产生的渊源及其主要集团、朋党危害等问题作了详考,认为康雍时期朋党之争虽然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皇帝中央集权的统治,对经过长期战乱后刚刚恢复和发展起来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造成了新的威胁,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乃至整个社会风气都产生了恶劣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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